从“科学”与“人文”的对立看萨顿的科学人性化理想-论文.docVIP

从“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看萨顿的科学人性化理想 摘 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现今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之一。萨顿有着调和这种矛盾的理想，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提出了“新人文主义”，并提出了他的科学人性化的理想。现实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依然有着重重矛盾，然而科学人性化的理想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我们有理由期待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美好明天。 关键词：科学；人文；新人文主义；科学人性化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发展和对立 当代具最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应该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社会的很多基本矛盾，如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教育改革、人的自我完善等等都与此有关。两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有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 “科学”和“人文”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即英国学者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 “两种文化”的大致含义，按斯诺的指认：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他认为两种文化隔离、分裂、对立的状况十分严重，“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他们互不理解、厌恶对方，很难对社会问题达成共识，且造成个人、社会、智力创造力和实际应用的损失。他认为，很多知识分子其实只是“半个文盲”。 [1]当二者相对而言时，科学作为人们在认知意义上把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价值中立的理性精神，从而属于知识论范畴，人文则是指以信仰为特征的意义世界及其终极指向，它以超越理性认知为其特征，从而属于价值论论域。从陈述形式看，科学与人文体现了事实判断（是）与价值判断（应当）的分野。[2] 科学与人文的演变过程，中科学同人文的分裂、冲突和对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反，在人类早期的文化母体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全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古代文化中内在地包含着“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因素。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其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技术都是一体化的。随着文化母体之直接同一性的消解和文化分工的逐步深化，科学与人文陷入了互为异己化的命运，二者的关系外在化了。如果说这一走向在中国文化的演变中表现得并不充分和明显的话，那么它在西方文化的擅变中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文化的现象学形态上，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整个近代发生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就是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具象表征。至近代，由于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人文主义者”把文学、艺术、历史的研究称为“人文学科”,而以观测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得以独立发展，不可观测的人文现象被排除在其研究之外，从此科学与人文也就被明确区分并分道扬镳了。[3]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最初源于宗教神学的绝对真理观对科学的相对真理观不能见容，后来又演变为对科学理性局限性的种种挑剔，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切丑恶和不尽人意几乎都归罪于科学。”[4] 从农业文明以人文文化为主，到工业文明以科学文化为主，再到“第三种文化”、“新人文主义”、“新自然主义”等两种文化的新综合，这是文化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演变是人类生存方式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康德、斯诺、萨顿、普利高津都强调两种文化的结合，他们本身就是“两栖类”学者，他们的经历体现了文化的综合过程。大凡有思想、有理论建树的大家，都有两种文化的双重素养。如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有较好的哲学素养，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哲学家有较好的科学素养。[5]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提出了“新人文主义”，强调建立人性化的科学，让科学重新为人类幸福和人性完善服务，旨在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日渐对立的问题。“他认为使科学人文主义化”关注科学的文化本性和文化价值，这样才能使科学健康发展。他认为科学史是旧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之间的中介桥梁，“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二、萨顿的新人文主义 萨顿一生的最高理想与目标是要使科学人性化，其实质是使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协调发展，使科学与人文精神、人文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指出必须把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而不能使之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6]他又称这种理想为新人文主义，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贬低科学，而是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7]他认为科学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能带来灾害。所以我们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应重视科学的精神价值。如果仅看到前者，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们也不会生活得更好。他肯定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认为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