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doc

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来自北京郊区的调查 左 鹏 摘 要 大学生“村官”是近年来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本文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京郊农村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的动态过程，认为这一角色的成功扮演，不仅取决于扮演者个人的实际行动，也取决于他对角色的领悟以及国家、社会对角色的期望。 关键词 大学生“村官” 角色扮演 京郊农村 一、调查的背景、对象和方法 大学生“村官”是指根据国家统一安排，到农村党支部、村委会担任一定职务的高校毕业生。2008年3月，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决定，用五年时间选聘十万名高校毕业生[1] 其实，早在此之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比如，1998年，安徽省凤阳县开始引入大学生“科技村官”；从2001年开始，浙江省慈溪市公开招考慈溪籍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工作；同年，河南省以鹤壁市为发端，开始了选派大学生“村官”的尝试。200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争取用三到五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个村、每个社区至少有一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此后，探索和建立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践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到目前，高校毕业生出任“村官”已经从几年前少数人、个别地区的零星行为，发展为政府和学校热情鼓励、大学生积极响应的普遍现象，大学生“村官”成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群体。 大学生“村官”群体从出现到现在，媒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他们中间的成功案例，以此作为对这一政策的诠释和大学生就业方向的引导。目前，学界的研究多指向政策运行层面，较少深入到大学生“村官”的现实世界，从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出发，探讨他们的角色扮演。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采取质性研究的方法，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的三个大学生“村官”集中居住点，对居住在那里、工作满一年的12位“村官”进行了访谈，并在其中七位的带领下，来到他们所在的村子，对部分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了访谈。 之所以这样选择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北京市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开展得相对较早，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得到中央认可。2006年至今，共选聘大学生“村官”8136名，基本实现了“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2]而在顺义区北石槽镇，正好有我们曾经的学生出任“村官”。在这样的“熟人社会”取得的访谈资料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二，任期满一年的大学生“村官”已基本适应了身份和生活世界的变化，完成了角色社会化的过程。在此状态下，回顾当初的选择，审视当下的处境，规划下一步的发展，应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二、调查的结果及分析 为了准确把握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我们尝试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来解构“角色”这一概念。根据Thibaut和Kelley的理解，首先，角色是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该个体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对自身的期望系统；最后，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3]据此，可以从三个层面考察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 （一）对角色的期望：政府、村干部和村民 人们在承担某一角色时，首先遇到的是社会和他人对这一角色的要求和期望。一般而言，为了更好地扮演角色，人们会尽力了解期望中的理想角色。就大学生“村官”而言，角色设置本身就内在地蕴涵着国家、社会对它特定的要求和期望。 2005年6月，中央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主要目的就是解决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以及广大农村还存在人才匮乏的状况。”但在这个文件中，只是笼统地说：“到农村就业的，可通过法定程序安排担任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相应职务。”至于担任什么职务，这一职务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即角色规范）如何，并没有明确表述。 紧随其后，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高校毕业生基层组织管理职务，如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4]其实，这里“八大员”的称谓，既是政府借村民之口对前期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总结，更是对以后大学生“村官”角色的期望。 当然，政府只是从宏观上引导着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在现实中直接影响着“村官”角色领悟和角色实践的还有村干部和村民的期望。 就村干部而言，作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对选派而来的大学生“村官”还是接受的，基本认可“为新农村建设输送生力军”、“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增添新鲜血液”这种说法，但由于他们各自知识结构、政策水平、办事理念以及村子实际情况的不同，对“村官”的要求和期望也很不一样。在我们走访的七个村子中，三个村的干部对“村官”抱有很大期望，认为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能，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