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件论雅典民主下的法庭.doc

浅析宋代草市镇 宋代是中国封建经济转型的时期，市场更是在经历着一场自晚唐开始的重大变革。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进入日常贸易的农业剩余产品远远超过前代，私营经营的谷物布帛的大规模贩运成为商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城乡市场大为发展，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草市镇，即草市和镇市，这两者在宋代更是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 草市的发展 （一）草市的确立 草市也叫墟市，是进行交换活动的最为古老的形式。草市之名见于东晋南朝，在那时已经有了草市，降及唐代，其数量已相当可观。草市与县以上治所设立的官市相对立，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市场。初起这种市场都是比较简陋的。唐景龙元年（707年）的赖令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说明州县官市之外的交易场所，都是不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的草市不是法定的正式之市。但这一规定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当然人们就不可能去遵守它，官府在事实上也根本无法长期执行。后来唐后期社会秩序混乱，使草市在违法中不断地扩展起来。杜牧在《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说：“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普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由于草市缺乏必要的防御手段，竟成为“江贼”打劫的对象。虽然如此，草市经受住了封建官府的高压政策以及“盗贼”之类那血与火的考验，仍然生存下来，说明它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规律，有着强大的生命力。［8］ 北宋王朝建立并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下来，这无疑有利于草市的发展。同时，宋太祖赵匡胤又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承认了草市的合法存在，所以开宝三年（970年）“令扑买坊务者收抵当”。后人解释说：“扑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扑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由此可知，草市的合法地位是用纳税作代价换得的。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各种名目的草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最有活力的商品集散地。当时北方及江淮地区的此类市场仍称作草市，岭南称作“虚市”，也有称作“坊场”的。马端临曾说：“坊场即虚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 ［8］ 集市贸易的时间不等，有的二日一次，有的三日一次，有的五日一次，因各地人口密集程度和经济发展情况而有别。四川一些地区称集市为 市，据说是因为当地集市贸易像 疾病一样隔日一次的缘故。湖北一些地区的农村每逢寅、申、巳、亥日进行集市贸易，据说亥市就因此得名。池州（今安徽贵池一带）农村集市逢子午日贸易，故当地称集市为“子午会”。海南岛西部地区农村集市逢寅、酉日进行贸易。此外还有逢二八日、五七日贸易等多种情况。有不少地区农村集市相当热闹、兴盛。北宋著名僧人道潜诗中描写庐山紫霄峰下归宗寺附近的集市道：“农夫争道来，聒聒更笑喧。数辰竞一虚，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豚。纵横箕帚材，琐细难具论。”其热闹场面已跃然纸上。［2］ （二）草市的类型及数目 宋代草市的类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靠近城市的，即所谓的“负郭草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写给宋哲宗的奏疏中谈到宿州（今安徽宿县）城外草市，并将“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重”，这说明城市附近的草市具有相当的数量。北宋都城开封，“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其中一部分后来变成了开封城外的厢坊。“并州城（今山西太原）南草市关城内居民二千余”，规模可以想象，官方夜间派军兵六人值夜巡逻。南宋鄂州（今湖北武汉）是长江航路与南北陆路重要交汇处，车船云集，州城外南草市延亘数里。北宋“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西草市，居民、军营仅万余家，皆附城而居。”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官方规定“诸城外草市及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后来又规定各地草市治安与城镇一样归所属县尉主管，而不归负责乡村治安的巡检官主管。这些都说明了这类草市成为了城市的外厢，成为了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2］ 第二类是边远地区的草市，即乡村中的草市，这种草市，也有两种情况，一类是趁虚之后，星散无人烟；一类是在交易的地点逐步出现了小酒店，茶肆之类的店铺。宋神宗熙宁十年曾诏令戎泸州县太远，买农具不到的地方，“无可取买食用盐茶农具，人户愿与本地分兴置草市，招集人户住坐作业者”，可见有的墟市草市上是有“人户住坐作业”的小商铺的。所以，在草市上，能够买到酒，“草市寒沽酒”，也能过吃饭，“离东林，饭太平宫前草市”，这类草市后来不少成为正式的市或升格为镇。［1］ 宋朝时究竟有多少草市呢？无法确知，但毕忠衍在《中书备对》载有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开封府界及诸路坊场河渡数，各项合计共有27607处。［5］不管这个数目是否确切，但他毕竟使人们晓知坊场之类的草市已是星罗棋布，遍布全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商品交换的初级市场。 （三）特殊的草市 宋朝除了定期的草市外，还有其它各种特殊的草市。其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