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中出走的娜拉.docVIP

寒夜中出走的娜拉 　　摘要：以曾树生的出走为切入点分析曾树生形象，主要从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对比中解析处于“五四”背景下曾树生形象的时代性；从曾树生出走的原因、条件、结果探究曾树生形象的复杂性；从时代性和复杂性发掘曾树生形象的悲剧性。 　　关键词：寒夜；曾树生； 　　《寒夜》发表于1946年，通过对汪文宣的家庭悲剧地讲述揭示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近年来，学术界对《寒夜》的研究颇多，在传统文化、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症候式批评、教育背景等方面都有研究。多种研究视角的全新解读，反映了《寒夜》深刻丰富的思想意蕴，也表现出学术界对《寒夜》的关注和肯定。本文拟通过对曾树生出走的解读为切入点，分析曾树生形象的时代性、复杂性、悲剧性。 　　一、“五四”以来的“新新”产儿——曾树生形象的时代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外女内”是两性的基本格局，这是中国古代不可逾越的角色定位和不可改变的社会分工。在“女正位乎内”的传统价值中，男性立场中的传统女性就承担了如下的伦常身份：女，妻（媳），母。而其中的楷模则是孝女、贤妻（孝媳）、慈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引入了西方的个人主义，颠覆了传统的家族本位的伦理观念宣扬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观念，诞生了一批自我意识觉醒，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们纷纷走出家门，追寻自己的个人幸福，试图冲破旧制度和父权社会的桎梏。 　　“五四”期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广为流传，一度出现“娜拉热”。然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可是“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随后，鲁迅发表小说《伤逝》提及“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再次谈到他对现代女性出走问题的看法。 　　曾树生形象，无疑是西方娜拉中国化五四化的产物，是巴金对于现代女性生存现状和前途命运的思考，也是巴金对于“娜拉走后怎样”的另一番回答。 　　二、寒夜中出走的娜拉——曾树生形象的复杂性 　　（一）出走的原因： 　　曾树生的出走，是由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造成的。腐败动荡的社会，抗战生活的艰难，物资的匮乏是曾树生出走的外因，而家庭矛盾的不可调和是其出走的内因。社会黑暗是加剧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家庭矛盾是曾树生出走的主要原因。曾树生在汪家祖孙三代中，分别担当了妻、媳、母三重家庭角色。 　　丈夫汪文宣在大学时代很有抱负，逃难到陪都后，就职于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担任校对一职。他受到高等教育和“五四”熏陶，理想远大，可是战乱使他理想破灭，由“知识精英”变为“最不中用的读书人”。他忠厚善良，可是性格懦弱，永远是敷衍地暂时性平息婆媳间的矛盾，认可母亲的权威。在第一章躲警报的情节里，汪回家看见张太太温顺亲密的和丈夫进屋，投去羡慕的眼光，第二章汪的梦里，敌人打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找妈，于是丢开了母子俩，妻发脾气，掀桌子，冷笑，板着脸厉声说话。在汪的潜意识里丑化了妻子的形象，增加了他寻找母亲的合理性。可见，他对妻子的爱敌不过母亲的权威。汪喝醉酒以及后来得了肺病不及时治疗，像个小孩子似的哀求妻不用走，用虐待自己身体的方式挽留妻子，殊不知对于年轻富于生命力的曾树生而言，丈夫高大年轻的形象已然倒塌，换来的只有曾对单薄瘦弱，贫病交加的丈夫的同情和怜爱。恋爱的平等关系已经转为依附关系。无论是从经济，身体，性格，理想等诸多方面，汪文宣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和条件。 　　婆婆汪母，“从前读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在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变成了二等老妈子”。寡母也是贞妇，她把对丈夫的爱转移到儿子身上，潜意识里有对儿子的占有欲。与曾树生的争吵其实就是想夺回儿子。在汪母心目中，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媳妇应该相夫教子。汪母也当过媳妇，内心包含这婆婆和媳妇的双重身份体验，加上严父形象的缺席使她“一旦升格为家长权威并去施展她的权利意识时，她绝对要去拼死维护这种权利意志的神圣尊严”。 　　小宣贫血、老成、冷静、尽管他只有十三岁是个孩子，“但他已经衰老了”完全是父亲的翻版，小宣上贵族学校很少回家，与汪母更亲密，而与曾感情冷淡。 　　理想的破灭，寂寞贫穷的环境，争吵仇恨的生活，阴暗寒冷的家庭逼走了她，让曾意识到“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不能在这个家中枯死，不能陪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二）出走的条件 　　按文章中提到的，她在大川银行里做“花瓶”，靠行员收入以及和陈主任搭伙做囤积投机生意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供儿子念贵族学校，养活大半个家。从这一点上看，曾树生不依赖于家庭和丈夫，保持着经济独立，也正是因为有“花瓶”这一社会工作，让她能够接触到外界的必威体育精装版信息和出入上流社会，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她经常看电影、喝咖啡、跳舞、哼洋曲，使她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