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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特殊主体赌球入刑必要性研究 　　摘 要：足球赌球是一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尤其是其会引发一系列的足球违法犯罪行为。当前，足球运动员、裁判员、足球官员、足协管理人员等赌球行为，并不能视为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司法反赌因此而受到限制。该部分主体赌球的严重危害性，决定了其入刑的必要性；从刑法自身完善的角度来考虑，有必要将赌球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球员等赌球入刑不仅可以严密法网，而且对预防足球赌球以及与足球赌球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其他体育事业的赌博行为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 键 词：体育法；足球赌球；入刑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3-0050-05 　　足球赌球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以足球赛事为博弈对象，未经国家允许，利用足球赛事的相关结果，按照事先设定的规则分配金钱的行为。近年来，伴随足球运动职业化的发展，赌球也愈演愈烈，并严重阻碍了中国足球事业的职业化之路。尤其是足球运动员、裁判员、足球官员、足协管理人员以及足球俱乐部等特殊主体的参赌行为，更是危害严重。与此同时，控防与治理赌球等足球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措也在日益加强。近来的一场足坛反腐运动已渐结束，对与赌球有关的行贿受贿、诈骗、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行为给以严惩，却不见对赌球行为的直接评价与处理。这些处理在刑法体系内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对足球反赌来说却不尽如人意，对控防与治理赌球来说也不够深入。 　　1 赌球法律规制的不足 　　1.1 刑事立法无法规制赌球 　　一般情形下，球员和其他足球从业者赌球，不符合“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赌博罪特征，只能纳入治安管理处罚和体育行政处分的范畴。但如果球员组织本队多名球员下注，以本队比赛为赌博对象，在比赛中操控球队故意输球，从而使比赛结果符合自己投注情况，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则符合“聚众赌博”的特征，可以构成赌博罪。如果球员、教练或者俱乐部管理人员与赌博集团或团伙相勾结而赌球的，构成共同犯罪而成立赌博罪；如果上述人员与赌博集团或团伙相勾结而打假球，引诱他人投注赌球的，则可能构成诈骗罪[1]。之前的研究认为对于组织赌球人员的行为，则可以认定为赌博罪或开设赌场罪；对于其他人员，如果符合刑法规定的赌博罪特征，也应当认定为赌博罪。如果地下博彩公司或者人员以发行私彩的形式谋取利益的，则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对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2]。但是，这些罪名所针对的并不是赌球行为，其所探讨的并不是赌球是否构成犯罪，而是对与赌球相关的行为，如聚众赌博、诈骗、开设赌场等行为的解析。 　　从刑法第303条的规定可知，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开设赌场罪是指具有开设赌场的行为。这就意味着，构成赌博罪的行为，要么是一种聚集多人进行赌博的行为，要么是以赌博作为获得经济收入的手段的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如果聚集多人赌球达到一定的标准，对该行为可以符合“聚众赌博”的特点而定“赌博罪”，但聚众赌球的行为不同于个人参与赌球的行为，也不同于团体参与个人付出赌资并承担输赢结果的赌球行为。一支足球队的所有球员可能都参与赌球，但聚众赌球的，可能不过是一位球员。如此一来，对于聚赌者可以构成赌博罪，但是对于参与赌球的人却不能构成赌博罪。很显然，他们是以踢球为业而非以赌球为业，这也不符合赌博罪的第2个行为特征。若是球员集体赌球为赢得赌球的胜利而故意输球，在有人聚众赌球的情况下不过是特定的某个聚众者可能受到刑事处罚；在没有聚众者时，由于他们也不以赌球为业，也就意味着不会有人受到刑事处罚：结果就造成了球员在一场足球比赛中频踢假球、让球或是有其他不正当的行为，并从中获得非法利益却无法受到刑法规制的现象出现。由此可见，赌球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只是单纯的赌球行为而非以此为业，在现有的刑法体制下，是不构成犯罪的。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并不见把多次赌球或是赌球数额较大的行为纳入赌博罪名之下。在赌球根本就不是犯罪的情况下，又谈何构成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 　　1.2 司法对赌球处理的无奈 　　赌球及与赌球相关的行为，可视为目的与手段：赌球获得非法利益是目的，踢假球、吹黑哨或是威胁、收买球员等行为是为赌球获利服务的手段。当刑法既禁止目的行为又禁止手段行为时，可能会存在二者之间的吸收关系；但有时刑法既处罚手段行为也处罚目的行为，如为抢劫而盗窃汽车，在抢劫成功之后，将汽车变卖，则构成抢劫罪和盗窃罪，亦即对目的性的抢劫行为和手段性的盗窃行为均予以处罚。而赌球对于取得财物而言，可以视为取得财物的手段行为，通过赌球赌赢可以获得财物。但是，相对于为赌球赌赢而造假或行贿、吹“黑哨”而言，赌球又可视为目的行为：踢假球或是贿赂裁判，不过是希望比赛结果符合参赌者的预期，从而使赌球可以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