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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树理的普及观与提高观 　　摘 要： 赵树理从新文艺传统和民间传统、知识分子阵营和工农阵营及其体现的两种艺术观念表达了他的普及观与提高观，认为新文艺传统和知识分子凭借话语权获得了统治地位，进而压制后者。赵树理以普及为武器，宣扬为多数人服务的价值立场，为人民文学的建构表达强烈诉求。赵树理对普及与提高观念的理解和阐释集中展示了两种形态和两个阵营之间的话语冲突，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关键词： 赵树理；普及观；提高观；话语冲突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6.02.14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首作帝，刘颖.论赵树理的普及观与提高观[J].克拉玛依学刊，2016（2）73-79.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组极具对比性的文艺命题――普及与提高：“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普及其实也就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与走势，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瞿秋白等人就为其恰当地运作提出了颇多建议和手段。瞿秋白论述大众文艺理论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皆为经典之作。至于普及大众化为何搞得轰轰烈烈之后终归趋于失败，鲁迅给出了结论：“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1]368。然而在延安，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文艺大众化呈现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学的整体格局。这种情况只有在解放区“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2]的历史情境下才能发生。毛泽东努力为普及与提高构建和谐关系，两者之间的辩证转换似乎比任何问题都更重要，因为它包含了逻辑统一的意义。“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3]毛泽东借用政治力量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始自“五四”以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加以改造，企望创造一个井然有序的文学事实。普及与提高本质上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问题，知识分子代表了精英文学势力，大众代表了通俗文学势力，在任何社会，把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结合为一体的想法等于把语言学中的结构概念挪用到文学中，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整个文学局势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展开。事实证明：“文艺界对这个统一论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往往出现偏差：有的以‘阳春白雪’去抵制‘下里巴人’，有的又以‘下里巴人’去抵制‘阳春白雪’。”[4]“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交锋与较量映射出特殊政治和历史境遇中精英文学势力和通俗文学势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之争。张钧认为在这个激烈的博弈过程中，“精英势力面临的通俗文学势力，主要不是‘群众’及其作者，而是他们不确定的代理人”[5]。赵树理是“群众”最好的代理人，他对普及与提高观念的理解和阐释集中展示了两股文学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复杂与多变。 　　一、“两个传统及其关系” 　　对于“五四”的理解，赵树理的趣味并不像一般人那样从外国文学的经验和理论入手，正统之“道”才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赵树理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打倒道统的运动，并借“文”废“道”，掀起文学认识和文体革新的浪潮。但是赵树理同时指出，与孔子道统关系不大的人民大众却不买“五四”之“文”的账，他们仍旧坚持民间自然状态下的文艺形式，如书词、戏本、小曲、秧歌等。“自此以后，中国文艺仍保持着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虽然也产生过流派，但进步的人占压倒优势），另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6]205这两个传统的价值取向和命运走向迥然不同，新文艺传统受到进步思想领导而显得生气勃勃，民间传统只凭群众的爱好支持而无力在文坛上争取名分和地位。 　　赵树理的普及与提高观和这两个传统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在他眼里，新文艺传统代表着提高，而民间传统代表着普及，此为经验所致。年轻时的赵树理曾经向农民推荐和介绍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他们感兴趣的是《笑林广记》和《七侠五义》之类的唱本读物和通俗小说。这个时候，赵树理开始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修正了他早期对旧文学的批判，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饱受赞誉的新文学作品是否真的确当。赵树理强烈意识到“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传统变成了少数人掌管的“专利品”，是不可撼动的权威。他说：“无形中已把它定为正统。你若以未能普及为理由去和他们辩论，他们说那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