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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妇女的罪与罚 　　赵固红是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一个偏远乡村小学的校长，今年43岁的他面色红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一些，他每天拉着两个分别为5岁和9岁的孩子到自己学校上课，放学后又拉回家。 　　但外人不知道的是，两个孩子是他孙子。也就是说，赵固红在34岁时，就已经有了孙子，而很多城里人在这个年龄可能才刚刚结婚，甚至还在打光棍儿。 　　26年前，仅17岁的赵固红还是一名初二学生，家庭并不富裕，他还有两个弟弟。父母担心赵固红将来娶不到老婆，于是咬牙花3000元人民币给他买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媳妇。大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姑娘都希望嫁到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于是造成当地大量光棍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媳妇并非个案，而很多买来的媳妇其实都是被拐卖的妇女，甚至不乏赵固红妻子那样当时还是未成年的少女。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中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将一律追究刑责。这被舆论视为一大亮点，被认为是大陆打击拐卖犯罪在立法上的重大转变。“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多年来拐卖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原来《刑法》规定买方在特定情形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买方无风险”的错觉，从而形成一条买家坦然、卖方隐蔽的地下黑色“产业链”。 　　不过，上述法律规定在现实操作中面临一个困惑，多年前发生的收买行为是否还要追究？ 　　被亲戚拐卖的李丽 1989年夏天，贵州乌蒙山深处纳雍县一个偏僻的山村，读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在家的李丽已经17岁。纳雍也是国家级贫困县。李丽想到大山外看看，同时她想打工赚点钱。她找到亲堂二哥（亲大伯的二儿子），堂哥答应带她到贵阳打工，工资每个月60元。 　　收拾好行李，李丽悄悄和二哥、二嫂踏上了去贵阳的汽车，不敢告诉家里人――因为在当时，农村女孩到了十五六岁，家里就开始安排相对象，很多家长不希望女孩子外出发生什么意外，最好是嫁在当地，可以相互照应。经过一天的折腾，李丽等人到达贵阳，但意外的是，二哥并没有安顿她去打工，很快又带她上了火车。 　　“我问要去哪里？二哥说准备去徐州的亲戚家”，李丽说，火车上，二哥认识了两个陌生人，他们悄悄不知道说了什么，于是提前在郑州下车了，随后，辗转到了河北邯郸。 　　最后的结果是，二哥因害怕中途跑了，而二嫂以3000元的价格将她强行卖到了大名县，成了赵固红的“媳妇”。 　　李丽家人发现李丽“失踪”后，很快找到李丽二哥一家，了解情况后准备报警，但李氏家族觉得这影响面子，李丽家人的气愤被压了下来，因为联系不上李丽，只能“冷处理”。 　　在2000公里外的邯郸，赵家两个月后办了婚宴酒席，李丽成了赵家的陌生“新娘”。她内心不悦，但已没有退路。李丽没有跑的原因只有一个，“担心回家后名誉不好听，害怕老家的人风言风语”。 　　日子像翻书一样一天天翻过去。渐渐，李丽发现赵固红读书很认真，而且道德品质不错，开始认可这个身边的陌生人。一年以后，赵固红给李丽亲人写了一封信，李丽父亲和大伯前往邯郸见到了李丽，此时李丽已经怀上了孩子。 　　接下来，赵固红初三毕业考上了当地中专师范学校，毕业被分回老家教书。 　　孩子成了最大的牵制 在拐卖之初，很多女子人身自由不同程度受到限制，逃跑成了她们最大的挣扎，很多人试图逃跑，往往只换来一顿打。据大陆媒体报道，黑龙江一女子被拐卖到江苏后，为阻止其逃离，买家竟残忍地在她的脚上拴缚粗重的铁链，还将其全身衣物扒光，拴在喂养鸡鸭和猪的牲畜棚内。 　　当然也有一些最终跑掉的。被称为“无妈乡”的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公开数据显示，至少有131个“失母学生”，其中116人的母亲是逃婚和改嫁。出走的母亲里，不少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和大名县一样，黄荆乡所在的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其实，驱使母亲出走的又绝不仅仅是贫困。建立在买卖之上的强迫性婚姻，女性权益很大程度被漠视，也让家庭暴力更加频发。这样的背景下，失母儿童的数量也在连年增加。 　　李丽的遭遇稍好一些，虽被暗中注视，但婆婆至少不像其他家那样把买来的媳妇关起来。在被拐卖到大名县4年后，李丽第一次回到贵州纳雍老家，丈夫也跟着去了。此时，儿子已经有三岁多。 　　母亲舍不得女儿，动员李丽不要再回邯郸，李丽也一度犹豫要不要留在父母身边。“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想过把孩子留在河北，但舍不得。”在丈夫的劝告下，她返回了邯郸。 　　孩子成了被拐卖妇女的最大牵制。记者采访中发现，留下来的妇女大多称，开始时跟丈夫没有共同语言，但公婆的照顾和儿女的成长，让她们的“心”渐渐暖起来。 　　辨析刑责追究 《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对铲除买方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买方入刑”在大陆《刑法》中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还规定了免责条款。现行《刑法》第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