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潘金莲形象.docVIP

还原潘金莲形象摘 要：自新文化运动起，掀起的为潘金莲正名的“狂潮”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一些学者开始用诸如“伟大”等字眼标榜潘金莲。其实潘金莲是一个在封建社会压迫下心理畸形的妇女的代表，评论潘金莲形象，应该实事求是，知人论世，不可拔高溢美。关键词：潘金莲 平反 个性解放 畸形众所周知，潘金莲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一位典型的淫妇、恶妇形象。故事发展到《金瓶梅》中，潘金莲淫乱、恶毒形象的塑造更是大大加强，从而使潘金莲成为“淫乱”的代名词，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些学者根据胡适、鲁迅、茅盾等人倡导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开始重新定义“潘金莲”。他们从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从女性觉醒、幸福指数、人生追求、心理审美、生理享受、法律等等角度入手，为潘金莲正名、平反，无外乎说“勇于追寻自己的幸福”“女人不再沉默”等。有些激进的学者甚至希望彻底推翻潘金莲“淫妇”“恶妇”的形象，然后再冠以“追求妇女解放的‘伟大先驱’”。这些激进的学者已不再是研究《水浒传》《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人物形象，而是在进行自我的潘金莲二次创造。他们完全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再创造一个“活泼美丽、性感动人、聪明伶俐、毫无罪责、追求解放、光辉伟岸、完美无瑕”的潘金莲。可能是由于当下快速的社会生活节奏导致人心比较浮躁，在对于文本的研究上也过于浮躁，致使对潘金莲的形象平反也言过其实。一、潘金莲绝不是“追求妇女解放的‘伟大先驱’”从欧阳予倩的新话剧《潘金莲》始，“翻案”学者们将潘金莲重塑成一个“浑身散发着个性解放思想光辉的、试图从传统道德祭坛上被拯救的女性形象”。陈竞与赵崇璧在《东西方语境下潘金莲形象剖析》中指出：“在西方文学的参照系中，‘翻案’学者们努力地寻找被传统所忽视的东西，最终潘金莲被纳入了这样的框架与视野中：生存境遇与生命抉择。这一切都使得潘金莲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于是她具有了爱玛（《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海丝特?白兰（《红字》）等人物的个体生命的命运感而让人‘引动追怀’。而且，也正是在一种困境的叙述中赋予了‘潘金莲形象’‘反抗’的意义性，并使‘反抗’在意义性的张扬中超越尘世法律而获得永久之再生。”[1]那么可以思考：对于潘金莲的态度“背离了我们传统时就一定迎合了西方吗？”“用西方传统人学框架来阐释潘金莲是不是一种误读？”据陈竞与赵崇璧阐释：“在中国文化传统主流中，潘金莲作为其对立面来塑造时，作为个体欲望张扬的形象并没有迎合西方文化而植入情欲世界中去。她的欲望显示的是爱情缺席下肉欲的放纵与渴求。”[2]还有，即使将潘金莲放在纯粹西方语境下，宗教信仰引人向善的前提下，爱玛、安娜都有自我审判与救赎，而潘金莲杀死武大郎之后“便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则显得“缺乏自我审判意识，缺乏是非善恶观，缺乏负罪感”[3]，因而即使是在西方的文化世界中，这也是难以谅解和宽恕的。用“伟大”来标榜潘金莲，岂不是过分？其实通过文本的研读，不难发现，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就是追求个性解放、女性觉醒之类云云，更何谈“先驱（代表）”。要说“女人淫乱”就是“追求个性解放”“代表女性觉醒”，那么武则天才是“先驱”吧。其实要说她起初的反抗（《水浒传》中不从张大户），还有一丝追求“个性解放”的话，那么后来的“淫乱残忍”则是自甘沉沦，毫无半点“女性觉醒”可言。再说起初潘金莲不从张大户，这确实是反抗，但也反抗得不彻底：“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苦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无人处，唱个《山坡羊》为证：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当初不从张大户，为何就从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呢？为何不誓死不嫁呢？《红楼梦》中贾赦看上贾母的丫环鸳鸯，而鸳鸯的“誓死不从”才是反抗的典范，追求解放、妇女觉醒的典型。在他们那个时代，父母亡故，则“长兄为父，嫂嫂为母”，这里鸳鸯可谓是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紧接着，贾赦要强娶鸳鸯，鸳鸯又在贾母面前发誓：“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