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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的积极意义摘 要：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制度创举，它有效地摆脱了以血统和出身作为选官标准的人才选拔制度所带来的危害，使人才选拔制度走上了公平、标准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生顺应了特定时代的发展需要。虽然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弊端丛生，但是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较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从而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正名。关键词：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积极意义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11-0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从创立之初就不断饱受着历代文人学者和朝中官员的争议。虽然科举制度在其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被中断过，直至最终被废除，但是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其所具有的相对公平、客观、合理等特性，对中国古代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国家层面（一）有利于选拔治国之才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论出身与门第，将知识水平和才能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使衡量标准相对科学和公正，有利于选拔出综合文化素质较高的文官，为官僚机器的运转注入了活力和效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于应试者的资格审查十分严格，不仅对其德行进行规定，对其出身和履历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有利于从源头上确保应试者的品行端正。“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1]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由定期举行的常科考试和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制科考试组成，两者互为补充，尽可能全面地网罗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使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科举之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常法焉。”[2]（二）有利于巩固统治之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始终坚持“投牒自应、公开考试、公平竞争、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等原则。一方面，打破了由权贵势力对于选官的垄断，为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为统治者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队伍，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巩固统治基础，维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对考官有严格的规定。首先，在考官的选择上，注重考官品德的公正，规定“考试官皆访明经公正之士，于儒官、儒士内选用。”[3]其次，实行锁院制度，切断了考官与外界的联系，“诏自今知贡举及发解官并令门辞，遣官伴送入院锁宿，不得更求上殿及进呈题目。”[4]再次，实行弥封和誊录制度，以防止考校官徇私舞弊，“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待考定等第后，“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5]，规定“如誊录潦草淡抹，句字差落，些小失误，责令重录，重者枷革。若截取文字，挪东移西，作奸舞文，以枉法赃律治罪。”[6]最后，明确规定了考试机构所有人员的职责以及处罚条例，有利于督促其恪尽职守，从而为科举考试营造公正的考试氛围，“诸试题未出而泄露者，许人告首。诸对读试卷官不躬亲而辄令人吏对读，其对读讫而差误有碍考校者，有罚。诸誊录人书写不慎及错误有碍考校者，重事责罚。诸官司故纵举人私将试卷出院，及■应人知而传送者，许人告首。诸监试官掌试院事，不得干预考校。诸试院官在帘内者，不许与帘外官交语。”[7]第二，对考官及权贵的亲属实行回避制度，极大地保护了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权益。规定“举人与考试官有五服内亲者，自须回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避者，殿一举。”[8]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全面实行回避制度，“顺治十五年规定，凡乡会试考官、同考官、监临、知贡举、监试、提调之子，及宗族试者，除实系同宗，照例回避。”[9]为了防止官僚大臣利用职权舞弊，康熙时期下令“凡系大臣子弟，另编字号，令于此中较阅选择其文之优劣。”[10]第三，在评卷标准上，自宋代起，逐渐废除隋唐时期的“公卷”“行卷”“请托”等惯例，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规定“会试举人，场前投递诗文，于谒京官者，革去举人，下刑部究拟。京官不行举首，事发，一体治罪。”[11]避免了因此带来的裙带风和党争，保障了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利于统治者赢得人心，扩大并巩固统治基础。第四，加入磨勘和复试两个环节，进一步强调了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和庄重性，有利于端正考官评卷的态度，消除应试者的侥幸心理，防止和打击科举考试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从而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贤士。对于磨勘，清代规定“直、省考贡限一日内，考经、书、策、论四篇，务取明通贯淹之士。照题定科场谢卷限期，将原卷印封，解部磨勘，不许转发誊红，以致改窜文字。”[12]对于复试，清朝规定“各省举人，一体至京复试。非经复试，不许会试。”[13]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