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流中展开的中法友谊.docVIP

在交流中展开中法教育合作的历史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beijingxiping@ 一谈起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在我们心中会浮现出许多美好的记忆，18世纪在康熙皇帝身边的那些才华横溢的法国传教士写下的书信集，催生了欧洲的中国热。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对中国的热情，就是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温暖。新世纪初，颇有创意的“中法文化年“开启了友谊的新华章，故宫与凡尔赛宫的互展让北京和巴黎参观的人流如潮……。但大多数人不知，中国和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篇章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点也不逊色于今天，那时中法之间以教育为中心的的文化交流其规模和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过去与今天，这就是我近期阅读葛夫平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这本书得出的结论。 中国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中，留学教育史的研究无疑是近年来开始热起来的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国留日教育史、留美国教育史、留德教育史都已经有专著研究，而葛夫平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则是留法教育史的的第一本专著，实际上它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留学教育史研究的范围，所以，作者用了“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这倒是一个合适的标题。 对留法教育史研究大多停留在留法勤工俭学教育上，这本书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引起我兴趣的确是在中法教育交流中的在对方互设大学，这就是在里昂的中法大学和在北京的中法大学。1919年秋当吴稚晖发表了《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后，在法国创立一所大学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想法就开始逐步走向现实，尽管最后大学没有设在巴黎，但在里昂建成却成为事实。从1921年10月大学正式在中国招生到1951年彻底关闭，前后历时三十年之久。这在中国近代教育交流史上很少见的。从创办到1951年停办，“里昂中法大学约培养博士129名，硕士55名，工程师63名，学生获得高等文凭计93张，各类高等证书353张。”就是今天看来这也是个不小的成就。以往不少人总是把里昂中法大学与留法勤工俭学混为一谈，作者认为，中法大学无疑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继续和发展，但他们并不是一回事，它是当时中法教育交流的另一种新形式。 中法大学的经费是双方共同筹集，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对里昂中法大学做了少量的投入，主要经费来源于法国归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和中国各省和一些大学资助。双方按照所签署的《里昂大学与中国大学联合会协定》、《中法大学协会章程》和《里昂中法大学组织条例》来管理学校。在我看来，这是近代以来中法两国通过民间形式展开教育合作的一个创举。近代以来的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教育交流史中只有法国的中法大学采取了这种形式，尽管这种教育合作形式是在当时特殊情况下展开的，但它给我们今天的教育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近代以来出国留学在文化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留学中学习好西洋科技知识与同时坚守好中国文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的留学教育仍面临这个问题，许多“海龟”开口希腊、闭口华盛顿，其实，真正懂得中国自身文化又十分熟悉西方文化的学者并不多。陈寅恪当年曾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这实际是对当时“全面拜倒洋学”现象的不满。近来学者研究中也指出，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在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也有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它使中国教育始终滞留于模仿阶段，学术未能走向独立，走向中国化；另一方面，它造成了现代中国教育中的一些畸形现象：重视高等教育，忽视基层教育；文理科比例失调；高等教育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平衡等。” 这是从教育制度建设上说的，更重要在于留学生在学习西洋与保持传统之间如何处理好，这是近代教育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留学教育中尤为突出。吴宓留学时自己就说过，在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洋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紧张。他说“二者常相背而向冲突。强欲已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把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这种紧张感未必每个留学生都有，但这种文化上的内在矛盾时值今日也未解决的很好。其实，这也是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自己精神建设上所遇的根本性问题在留学的读书人身上的反映。 但在里昂中法大学却将二者兼顾的比较好。因为这种共同合作的大学形式比分散的出国留学更有了组织，更能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知识的同时兼顾好自己传统。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在研究的问题上并非一边倒的只做理工农医这些应用性的博士论文。根据葛夫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