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文集.docVIP

“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这个标题再好不 过地表明了我们目下所面临的危机，我称之为法治的危机，但这不是一 个法治社会的危机，而是一个要求法治的社会的危机。 认真看待权利 还是从上一篇文章讨论的案件开始，这一次，我注意的是另一个细 节。 1993年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该案，经审理，推翻原判。根据新的 判决，原告胜诉，并获赔人民币142万元。然而，该判决未能执行，相反， 败诉方的申诉，原审法院的异议，还有豫省人大代表要求翻案的议案却 纷至沓来。不久，又演出了上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门前的那场“上访”。 1996年末，在经过了长达3年的再审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判决原告胜 诉，不过，这次的赔偿金额减少了一半，只有71万元。据说，在作出这 项判决之前，最高法院合议庭进行了长时间的调解，并多次劝说原告“让 步”，以便达成调解。原告对此坚予拒绝，表示要“讨一个说法”。结 果，合议庭在新的判决中，“从大局出发，将违约金砍掉一半”。 这种“顾全大局”的作法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通过说服或其他方法， 在当事人中间谋求让步和妥协，进而达成调解。这是我们一向引以为自 豪的所谓中国式解决纠纷办法。今天，这种纠纷解决办法早已经制度化， 成为诉讼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不仅如此，这种纠纷解决办法的精神也已 经渗入到整个审判制度中，即使是正式的审判，也不一定以权利的确定 与保护为不可动摇的目标，相反，解决纠纷和维持安定的考虑往往压倒 当事人的权利主张。结果是，不但有折中的判决，而且有“打折”的执 行。这里，我并不想否定调解的价值，也不准备把解决纠纷和维持安定 的考虑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甚至，我也不认为无条件地把个人权利置 于首位是一项可取的目标。但我仍然要问：在本文所提到的这类案件中， 在一方当事人坚决主张其权利的情况下，折中调和的判决有什么正当 性？要求权利人作出让步意味着什么？进而言之，在所有类似情况下， 牺牲当事人权利的代价是什么？在一个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个总 是把“大局”一类价值置于首位，而对个人权利没有足够重视的法律体 制，能否满足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社会要求？ 早在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就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商品化的阶段。 在当时的社会里，人口自由流动，土地交易频繁，生存竞争相当激 烈。 普通民众为维护自己利益而与他人发生纷争甚至诉讼的不在少数。 然而，这些利益纷争并不是以主张权利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的。因为，当 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发明出一套权利的语汇。地方官同民间调解人一样用 道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留下的遗产便是那套提倡忍让、注重整体、 折中调和的观念和手法。问题是，即便在当时，这套办法就已经不敷应 用了。既然国家不能提供一套确定和保护产权的制度，民间财产秩序就 无法获得坚强的保护；既然产权的边界不是清晰明确，财产纠纷便会源 源不断。不仅如此，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们也很难知道忍让的分寸，分 清什么是非分的要求，什么是正当的利益，由此还生出一“闹”的哲学， 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忍让则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丧失。而所谓 “顾全大局”的作法，通常只是牺牲了弱者的利益，而且，即使眼前的 纠纷暂时获得平息，社会的隐患却因为制度上的缺陷而长久地埋藏下来。 自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比较一个世纪以前都有了很大的 不同，它更加复杂，更加多变，也更加多样，尤其是，它尊奉自由民主 价值，保护个人权利。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有理由追问：在我们的社会 里，一套现代产权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吗？个人权利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和保护吗？现行法律制度在权利保障方面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吗？在我看 来，诉讼过程中的折中调和作法在许多场合是不恰当的。 它们徒然牺牲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却未必换来了长久的安定，相 反，它往往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一个向各种不正当压力让步的合法的 理由。而在此过程中，法院所放弃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且是公 正，是它自己的权威，也是一次又一次制度改善的机会。 我并不认为权利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仍觉 得有必要反复重申：认真看待权利！ 法律的正义 一桩普通的经济案件，从起诉到终审判决，前后经过三级法院，四 次判决，历时整整8年，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社会也不能算太离奇，但这 正是问题所在。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症结及其严重性，还是让我们从一个 具体情节开始。 当事人不服省高级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 人民法院申诉，结果获得胜诉。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另一方当事人 也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其理由则是由一审和二审认定 但已经为最高法院推翻的有关“协议无效”的判定。这之后是集体上访、 原审法院的异议、市人大法工委的情况反映等。最后的结果是，最高法 院重新审理该案，并且在其第二个终审判决中改变了计算违约时间的方 法，从而大大减少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