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异”当中的反叛与历史想象.docVIP

“延异”当中的反叛与历史想象 　　摘 要：余华的中篇小说《古典爱情》通常被批评界解读为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叙事的戏拟与颠覆。诸如“揭开历史深处的血腥与暴力”的论述几乎已为这篇小说盖棺定论。若站在今天更广阔的历史与理论背景下考量当年的这篇反叛之作，可以发现《古典爱情》其实是一种历史想象对另一种历史想象的解构，是文本意义无限“延宕”与“替补”链条上的一环。“以真相反叛虚伪”的余华批评思路值得进一步反思。 　　关键词：余华 《古典爱情》 死亡主题 抽象叙事 解构 替补 延异 　　《古典爱情》最初发表于1988年《北京文学》第12期，主要讲述书生柳生与小姐“惠”的悲剧爱情与命运，其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戏拟与改写，极大地颠覆了“古典爱情”的美感。其中“人吃人”一节更是将典雅浪漫的叙事传统剖出惨不忍睹的裂痕。纵观相关评论文章，可知学界大都肯定了余华以血腥、暴力和死亡元素对传统文化结构的颠覆以及“极简叙事”的解构意义。在距小说问世已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跳出80年代末的特殊语境，在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下看待这篇小说的解构意义。在法国理论家德里达关于文字和历史的讨论中指出，“能指的踪迹”才是活的历史，笔者试图沿着这个思路阐释其中的历史想象，对以往《古典爱情》的“解构”批评进行再次解构与反思。 　　一、作为死亡预演的生命叙述 　　从《李娃传》等唐传奇到元杂剧《西厢记》，再到清初通俗小说《好逑传》，才子佳人的题材和叙事模式屡见不鲜。大多数才子佳人小说不外乎“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家庭阻挠”“终成眷属（常伴随着才子金榜题名）”这套叙事模式。在《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死而复生终成圆满，就是一种中国“大团圆式”传统文化浇灌下的文学想象，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情欲的长期压抑在文学中的想象性补偿。这类小说读来“余香满口”，迎合了传统读者的阅读审美心理，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精神上的麻醉剂。《古典爱情》采用了与《牡丹亭》极其相似的故事框架，却无情肢解了《牡丹亭》所代表的“完满”哲学和典雅美学。全篇被死亡气息所笼罩，灾荒年间惠小姐沦为“菜人”的血腥描写将原本的才子佳人叙事彻底变为冷酷的死亡书写。余华对“古典爱情”的颠覆是一种哲学维度的颠覆，如果说杜丽娘的死是“向生而死”，那么《古典爱情》中一以贯之的生死观则是“向死而生”。对于余华小说死亡主题的挖掘是以往余华研究的重要命题。张清华认为，余华童年大量的死亡目睹和记忆是他进入存在与死亡哲学探讨的切入点，“大量地叙述死亡的事件与主题，使余华的作品总是给读者以十分残酷的‘存在的震撼’与警醒”{1}。王德威这样论述《古典爱情》：“在此‘叙事’已完全与重复机制，甚或死亡冲动融合为一。这令我们想到精神分析学里视叙事行为为死亡冲动的预演一说。”{2}何鲤谈道：“余华的杀手锏便是循环往复的死亡叙述……通过普涨的死亡叙述，将死亡日常化、平淡化。”{3} 　　细读《古典爱情》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爱情叙事中暗含的、贯穿始终的死亡命题和宿命感。开篇出现的“黄色大道”就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象征，预示着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将不遂人愿：“柳生赴京赶考，行走在一条黄色大道上”{4}。“黄色大道”这一意象在小说的展开中频繁出现，且都伴随着悲凉的氛围：“数日前，柳生背井离乡初次踏上这条黄色大道时，内心便涌起无数凄凉”，“三年后，柳生再度赴京赶考，依旧行走在黄色大道上”{5}。“黄色大道”是一条悲剧之路，一步步将故事引向惨无人道的高潮，而柳生与惠小姐的初次幽会看似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典型设定并无二致：落魄书生和大户小姐一见钟情，难舍难分。但余华的笔调告诉我们，浓情蜜意的幽会只不过是惨剧与死亡的前奏。两人相遇在姹紫嫣红的春天，但时间却在日暮，这显然与言情小说中男女相逢的典型时刻――“午后”的叙述基调不同，浓重的暮色使柳生与惠小姐的情缘从相逢起便蒙上一层不祥的迷雾。之后诸如此类的暗示与美好爱情的进展如影随形，如绣楼上的小姐发现柳生时的惊叫“就如弦断一般，吟哦之声戛然而止”{6}；柳生无意间发出“今日一别，难再相逢”的感叹。甜蜜的幽会之下始终有凄楚的暗流涌动。作别时小姐一句：“公子切记，不管榜上有无功名，都请早去早回”{7}如同谶语，竟不知再见时是何等情状。虽说古典言情小说中的离别场面都渲染得十分悲凄，但情绪多是缠绵不舍，不似这般凄楚莫测。这样的暗示将故事推向之后“人吃人”的高潮：惠小姐沦落为菜人，而柳生竟成为亲手了结她生命的人。早先难辨的凄楚被彻底揭开，变成了血淋淋的人体肢解和吃人现场。 　　由此可见，《古典爱情》的死亡叙事绝不仅仅体现为惠小姐的惨剧，全篇都脱不开死亡的命题。余华的写作让我们意识到，即便在良辰美景时，死亡、消失、幻灭也从未缺席。这样的写作经验深刻地印证着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认知。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