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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写作与先锋文学（访谈） 　　郭艳：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对于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影响非常巨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先锋文学开始，中国文学写作真正开始凸显作家的主体性。在中国古典和现代传统中，作家有个体性和个人风格，但是很难突破中西方传统诗学范畴，80年代先锋小说解构了政治及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对创作的束缚，与此同时又的确难以维系。这个访谈不是探讨先锋文学本身，而是重点探讨70后写作自身与先锋文学在小说观念、技术、文本意识等方面的承继关系。你认为70后写作与80年代先锋文学在小说技术上是否存在明显承继关系？请具体谈谈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李浩：是的，我同意你的判断：“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对于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影响非常巨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影响70后作家的，绝不仅是小说技艺，也绝非仅是突破藩篱，更重要的可能是创作理念、人文情怀和更为宽阔开放的心态，它们可能并不那么显性，但却是本质的。在经历了先锋文学的影响后，70后的写作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别，有着不同的写作取向，但那种延接和渗入却是普遍的存在。就我自己而言，单从技艺上说，80年代先锋小说的影响是相对明显的，我不讳言，我的写作是在先锋小说之上的“生出”，我首先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技艺。我应用过意识流的方式，应用过魔幻、黑色幽默、碎片的方式，当然也应用过时空的多重转换、故事从发展的三分之一处的小高潮开始进入等等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甚至不短的时间）的模仿期，我开始将这些技艺融化成我的，我也开始给这种种的方式注入新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有些刻意地模仿过余华，在技艺上，我感觉抓住了他的语感特点：一两句貌似平静的叙述之后马上加入一个新奇的、有惊艳感的比喻，并且让文字生出湿漉漉的诗性来。我用四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它，让它变成我的习惯，然后又不得不通过模仿另外一些作家（譬如杜拉斯、尤瑟纳尔、博尔赫斯）将这一方式改掉。说实话改掉的时候更为痛苦，你发现它已经和你生长在一起了，你去掉它等于用小刀挖自己的肉。马笑泉说过一句话，他说80年代的先锋文学是我们的长兄，不过我们很快就越过长兄向“父亲”们学习――这也是我们的普遍状况。我们在一个时期之后很快就越过或绕开影响过我们的长兄，开始大量地阅读西方文本，并从中吸收滋养。如果谈先锋文学，我更愿意把那些具有先锋意识和探索精神的西方文本也算在其中。在这点上作家和批评家可能理解不同，对作家们而言，他们的吸收并不是单一向度，也非线性，间有交插、互渗、修正和弥补，其中也会经历不断的排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论80年代先锋文学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谈到昆德拉、博尔赫斯、劳伦斯和马尔克斯，对70后的写作者来说，它们（中国的先锋文学和西方现代经典）几乎是同时渗入，难分彼此。请原谅作家们的不严谨。 　　至于先锋小说的影响，除了技艺，我想对我来说还有：自我意识的凸显，对不完成美学的理解和应用，深思和追问在文本中的介入，文学审美。甚至可以说，它们塑造了我这个人。我对人生人世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很大程度来自于文学，我承认它给我的远比哲学、社会学、政治和经济学带给我的多得多。好的文学，是一种有魅力、有思考和有远见的知识。 　　郭艳：80年代先锋文学秉承打破公认规范与传统的理念，在语言和形式方面进行文本实验。十多年之后，先锋作家又集体转向写实主义。目睹这样的文学转向，作为后来者，70后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在70后实力派作家中，形式风格创新与照亮现实有效叙事之间的纠结是否一种普遍现象？你在文本中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李浩：我想我会尽可能地言说自己内心的认知，尽可能不出现一句因为种种考量而言不由衷的谎言。我不代表70后，我只说我是如何看待这些的。我觉得，80年代的先锋写作是一些具有超凡才能的聪明人玩的。那时我们的政治氛围也倡导改革、创新、探索，鼓励弄潮儿，他们的出现适应着时代潮流，他们懂得、猜度，让自己适度地保持处在“风口浪尖”――之后集体转向，当然也是一种时代暗合，因为时代骤然改变了面目，商业的、经济的浪潮形成了另一股强力，部分地还有政治机会的考量。随世俯仰，这是我从阿袁小说里学来的一个词，我觉得真是精确、准确。他们的集体转向恰恰显现了他们的世俗图谋，我以为他们可能不是骨子里的先锋派，他们没有一意孤行的决绝，也不想成为真正的“孤独的个人”。请原谅我的部分尖刻。说实话我也部分地认同他们在炫目的技艺操作之后转向向沉实、丰富的现实学习，这也是我在学习他们之后希望自己能够延展的部分，但他们的方式绝不是出于艺术的适度调整。这种调整是时代性的，假如80年代继续，他们的写作不会是这个样子。当年他们宣称的某些口号（有些口号也是借来的）可能更是一种标新的、吸引的策略，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并没真正想坚持实施。真正的艺术需要决绝、冒险，甚至灾变――这是我个人偏执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