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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归途：半随流水 半入尘埃 　　中国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单公布。2013年，我国抗生素使用总量约16.2万吨，其中兽用抗生素占一半以上。 　　“这是一个阶段性报告，我们只是在网站上挂了一个消息。”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应光国没想到，一项科研成果会引发全国数十家媒体联系采访。 　　2015年6月，长期关注化学品环境影响的应光国课题组公布了中国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单。 　　最初做研究时，应光国想从各个部门获取一些基础数据。但他跑遍了环保、农业、食药、卫生等部门，却一无所获。 　　“多年来，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抗生素，人用多少，兽用多少，都是未知的。”应国光感叹。这也是他坚持要做这项研究的原因――中国至今没有各类抗生素使用量的官方报告。 　　最终该研究项目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通过模型预测得出全国58个流域的“抗生素环境浓度地图”和36种常见抗生素的全国使用量和深入排放清单。报告全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EST）》。 　　这项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揭示了抗生素污染在中国河流环境普遍存在。人和养殖动物吸收的大量抗生素绝大部分以原形排出体外，进入水体和土壤中，又通过食物再回到人体，从而增加人和动物的耐药性，这可能导致人类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消费国，此次课题研究显示，2013年中国共使用抗生素16.2万吨，其中一半以上用在了养殖业。 　　十年调研绘污染图 　　“我们跑遍了全国的大江大河，每条河从上游做到下游，采集水土样品，获取监测数据，收集环境污染资料。”应光国说。 　　从2006年开始，应光国的团队就开始进行基础数据搜集。他们在全国各处进行野外调研搜集数据，有时采样还会遭遇利益相关方“围追堵截”。 　　最终报告形成了两幅“抗生素污染地图”，一幅是全国抗生素排放量图，一幅是全国抗生素排放密度图。 　　从地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出，海河和珠江流域是环境抗生素污染最严重的两条河流，平均浓度超过79.3千克/平方千米，比雅鲁藏布江等西部流域数值高出几十倍。应光国指出，由于海河水量少，其抗生素环境浓度高于珠江。总体上，我国北方流域的抗生素浓度高于其他区域。 　　就抗生素年排放总量而言，洞庭湖是排放量最大的，高达3440吨。黄河、淮河、扬子江也是排放量最高级别的流域，都超过了3000吨。总量较少的是北江和珠江三角洲流域。 　　应光国的团队重点监测了36种抗生素，这也是环境常见的抗生素种类，它们的排放量高达53.8万吨，其中46%到了水体里，54%进入了土壤。排放量最大的五种抗生素依次是，阿莫西林、氟洛芬、林可霉素、青霉素、诺氟沙星。 　　以珠江三角洲流域为例，浓度最高的抗生素阿莫西林，达到3384纳克/升，其次为氟洛芬（2867纳克/升）。诺氟沙星、青霉素等另外5种抗生素浓度也较高，均高于1000纳克/升。 　　应光国解释，我国目前没有关于环境里抗生素浓度的标准，但1000纳克/升以上的浓度已经属于非常高的水平。 　　“从论文附录看，高浓度抗生素基本上都是养殖水体和污水排放口的检测值。目前国家还没有对污水中的抗生素建立明确的标准（包括制药工业废水排放标准中都没有列出），所以还是一个监管漏洞和难题。”清华大学饮用水安全教研所副研究员陈超说。 　　“无论是人用还是兽用，阿莫西林都是用量最高的一种抗生素。”应光国说。 　　以2013年为例，中国的抗生素使用总量约16.2万吨，这大约是英国的160倍。其中人用抗生素占到总量的48%，其余为兽用抗生素。 　　数据推演靠谱吗？ 　　全流域的普查对于一个科研团队，甚至对国家来说，都十分困难。应光国的团队采取了一种较为巧妙的方法――基于市场调查的预测。 　　野外调研的数据成了这项研究的前期基础。2012年之后，他们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大规模市场调研。 　　“环境抗生素含量可以通过综合抗生素的消费量和污水处理率、人类和动物排泄量来模拟推算。”报告指出。 　　应光国的团队从中国化药协会那拿到了一份国内所有化学药厂的名单，他们从中分别选择了各种抗生素销售量最大的5-10家企业作为代表，共计237家。课题组向这些企业购买了2013年的市场份额、销售量和销售区域等数据，从而计算出这些抗生素在不同区域的使用量和途径。 　　他们再根据各流域的行政区划组成，将各市、县的数据相加，得到流域尺度的抗生素排放量和排放密度。最后，在排放量基础上，模拟预测了各种抗生素在全国各流域的环境浓度。 　　有人质疑用市场调查的数据推演结果的准确性。应光国解释，“市场调查结果，与药品经济研究所与中国药物工业的基本数据进行了交叉比对核实，基本一致。而模型预测的环境浓度与我们及国内其他实测数据比较，多数在一个数量级内。因此是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