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城管”该怎样反思.doc

“高学历城管”应该怎样反思　　刘建昆 　　驱逐摊贩占据了城管工作80%的时间，原因何在?报上说，100名新入职的“高学历城管”经历了两周的一线执法工作，陷入困境，引发反思。我想，这对城管绝对是个好事。作为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囿于学识，不能用规范的行政法语言来理解、执行、说明;而一些真真假假的不懂装懂的“专家”总是准时的站出来比比划划，借以哗众取宠，可惜却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办法。 　　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一开始给城管部门集中了七项职能(另有一种“其他”)。其中有建设系统传统自有的职能，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这几项职能的“集中”，是将原有分散于城建系统内部各事业单位的城市公物警察权的行政执法职能集中出来，也是将不涉及法律的事务管理与涉及法律的行政执法权相剥离的过程，符合“政事分开”这一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另外三项，则比较复杂。一种是环保部门的职能。环境作为城市先天和后天的“公共设施”的总和，从城市行政公物的角度看很难与其他设施截然分开，理论上划入集中执法未必不可。另一种是公安交通管理的职能，其实主要涉及车辆违规占用道路公物，妨碍交通的情形。这种职能是从两个方面观察同一个行为，从而对这种行为的管辖权择一而从。第三种就是争议最大的所谓工商行政管理。客观的说，在城区占用公共设施经营的摊贩因为占用、污损城市公物，城市公共设施的管理者是有一定的管理权限的，但是这种管理权限是不摊贩的登记身份为前提的，无论个人未登记，还是登记为个体户，甚至合伙企业、公司，只要他们临时占用公共设施作为营业场所，应该一体管制——这是完善的公物利用法规所应有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行为管理而不是身份管理。但是，由于摊贩作为城管和工商共同的相对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不加考虑的进行了职权变更。 　　七种职能都与城市公物警察权密切相关，但是却明显没有经过合理的整合调配。“八成时间用来驱逐摊贩”的原因，有现实中的城乡矛盾，也有公物功能区划与市民公物利用的需要不相适应，还有立法上公物警察权与轻微的公物利用违法之间不符合比例原则。更为直接的，则是因为相比较于其他公物治安违规，摊贩占用城市公共设施的行为浮在城市表面，行政者更容易发现和处置。大多数行政处罚或者治安案件，往往是通过工作发现或者检举举报，危害后果首先被发现(即便如此还有一定的偶然性)，行为人的发现往往需要困难的调查，甚至出现难以发或者发现处罚不了的情况，办案难度很大。摊贩问题则不然，他们是公开的，不太隐蔽的，实时发现的，故而几乎都采用即时强制而不是行政处罚程序来处理。即时强制占行政执法的“百分之八十”，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执法工作的常态。 中国不能算是一个法制完善的社会。尽管越过立法，直接调配行政职权的做法引起众多合法性质疑，却并没有影响其实际执行。经过十余年，当全国各地都把这种合理与不合理并存的“综合执法”模式推行开来，具体执行的城管本身也几乎同时被打造成“市民公敌”。常听到“如果没有城管……”这类为城管辩护的论调，然而单纯强调城管存在的有益作用是没有用的。必须切除城管执法中不切实际的工商“查处取缔”职权，去除过度的即时强制，取而代之以与公物警察权相匹配的行政执法强制和处罚权限。《大清违警律》与公物警察权 　　刘建昆 　　清代并无公物之概念，但有“官产”之说。以现代的眼光看，官地，由政府投资的道路，路上植树或者路灯之类“官产”，供给不特定人利用，已经属于“行政公物”无疑，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性的“私有公物”也作为行政权的保护对象。1908年的《大清违警律》虽然是西法东渐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对官产或者公物进行警察保护这样的行政职能，在清政府也是当然认可的。 　　不过，一百年前的城市精密化肯定比现在远远不如，其行政机关的分工也远不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所以保护公物的职权一概由巡警执法，并无“城管”之设。在立法体例上，也没有专门的公物警察章节，而是散见于《第四章关于交通之违警罪》《第六章关于秩序之违警罪》《第七章关于风俗之违警罪》《第八章关于身体及卫生之违警罪》。 　　在违警罪构成上，公物警察条款与其他条款一样，打击的是违法行为，有的也要求有危害后果;但是从公物警察权保护的对象看，均是常见的市政设施“道路”“路上植木”“路灯”甚至“祠宇”和“沟渠”均有涉及。颇为有趣的是，“未经官准，于路旁河岸等处开设店棚者”与现在的城管驱逐摊贩的执法颇为类似，可见尽管有上百年的变迁，行政者基于公物保护，对公物利用秩序的基本要求始终是存在的。 　　值得指出的是，有时候对道路本身的保护和对道路功能的保护，有时候很难截然分开，一种违法行为具有多种危害后果，甚至违反多种法规的竞合始终存在。这也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可以将一部分交警职权划归城管的原因。 　　二○○九年八月六日 　　以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