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docVIP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一 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处于“五四”的更新期之后,属于学术转型时期,在走出了晚清“体用”之说后,他在方法论上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结合得非常完美,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表现出新颖性、独特性、前瞻性,是极有研究个性的学者,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郭沫若说: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① 凡学问之事,常是前修未逮、后出转精,故后无来者之说或可存疑,但前无古人则是可以绝对肯定的。而闻一多“眼光的犀利”,独到的发明与发现,得之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如果说“考索的赅博”主要见诸旧学,那么“立说的新颖而翔实”则主要得之于新学,是中西学术的“化合”而非简单相加。 作为闻一多的知友,朱自清在为其全集所写的序中,很精当地概括了闻一多的学术道路,及其背靠传统学问,又接受西方学说的治学特点: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些里找训诂的源头。……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 始社会的生活,……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② 诚如郭沫若所说,闻一多所致力的主要研究对象属先秦阶段,除神话传说为“再建”外,其余如《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籍,他所作的“考索的赅博”,都属于传统的治学。 闻一多对传统方法的运用,带有显见的从清初到乾嘉学术的主要特点。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留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 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据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③ 闻一多研究先秦典籍,就是十分注重归纳法与科学精神。限于篇幅,此处就其对《诗经》和《周易》所作名物训诂各举一例。 如《秦风·无衣》有句:“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一般都将“仇”释为“仇恨”。而闻一多《诗经通义乙》却认为:“仇借为畴。《说文》:‘耕治之田也。’襄公三十年《左传》‘取我田畴而伍之’,《注》:‘并畔为畴。’《周语》‘田畴荒芜’,贾《注》:‘一井为畴,九夫一井。’《孟子》‘易其田畴’,《注》:‘一井也。’”史学家柳诒徵据《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司马法》:“……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以说明周代的田制与兵制,认为“周代授田之法,一以均贫富,一以通兵制,所谓寓兵于农也”④。闻一多正是结合授田法与兵制来解释“同仇”的,“仇”之借为“畴”,同畴的农人一起当兵,“偕作”、“偕行”是必然之事。这里,可谓独拈一字而发千年之覆,惟有知周代制度,才能正确解释之,科学精神与归纳法俱见。 闻一多是《周易》研究的一大家,其《周易义证类纂》和《周易杂记》基本上都属于注释、考证类的著作。《易》学专家李镜池认为,前者“虽只解九十事,而精义颇多,且较郭(沫若)氏为详”,原因即在于闻氏“精于训诂”⑤。此处举一例。《周易义证类纂》所释第一事:“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泰九二),苏轼《东坡易传》解释为:“九二,阳之主也,故‘包荒,用冯河’。‘冯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我们今天读来,颇觉大而化之。而闻一多却认为包荒即匏瓜,声之转,又据《庄子·齐物论》“葆光”,谓之即北斗之别名,“古斗以匏为之,故北斗一名匏瓜,声转则为葆光耳”。而《九怀·思忠》“聊逍遥兮播光”之“播光”亦即北斗,同为匏瓜之转。再以《诗·匏有苦叶》,《鲁语》下之鲁叔孙赋此诗,《庄子·逍遥游》、《淮南子·说林篇》、《鹖冠子·学问篇》、崔豹《古今注·音乐篇》等多例,证以假匏瓜渡河之事。因此,闻一多认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包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