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冷思考(李扬.doc

文章：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冷思考(李扬；4月) 文章作者：李扬　作者单位：金融所 　文章出处： 《上海金融》2009年第4期 纵观上个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发展变化主要有三：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所谓“双挂钩”)以及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二是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确立了黄金非货币化、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事实上无确定形态的“新体制”；三是1999年欧元启动，打破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一统天下，开辟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如今，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十分严重且在继续深化，尽管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增长，人民币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可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还将长期延续，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实力依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网络效应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极强的惯性，由于历史传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极其特殊的作用等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架构，包括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11月15日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时指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我以为，这一判断体现了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的冷静思考，应当成为我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同时，由于国际储备货币问题可以暂时搁置，汇率问题就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一、应当认真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具有极强历史延续性的复杂制度安排。因此，分析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及其改革方向，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历史。鉴于亚洲金融危机距本次危机时间最近，我们不妨对那次危机做一个基于国际货币制度视角的反思。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我们可以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弊端的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诸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财政赤字等等，是人们最先列出的主要“罪状”。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对韩国、泰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赫然被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地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论定，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人们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毫无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十年前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篇洋洋洒洒1万余字的长文，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作为科学的分析框架，适当的入手处应当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分工格局。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这种被称为“飞雁模式”的制造业扩展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随后是“亚洲四小龙”，继而是“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问题在于：这一环环相扣的实物供求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或美元)套利的交易机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投机者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基于这一“漏洞”，汇率投机以及由之导致的投机资本在亚洲国家间四处奔走，构成那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的局面，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止，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