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中的艰难抉择.docVIP

生死关头，是尊重患者的意愿，放弃过度治疗，放手让他们离去，一解人生路上最后的一段痛苦？还是执著地留住他们的生命以表亲人的孝心或情义？对无数患者家属来说，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10月20日下午5时，天津某医院急症抢救室。肺心病晚期患者、82岁的黎大爷严重心衰、呼衰，血氧饱和降至40以下，命悬一线。　　医护人员紧张抢救，大夫说：“不行，得上呼吸机，赶快通知ICU（重症医学科）。”家属黎明冷静地说：“不用，就在这里吧。”　　大夫一愣，凝视家属，严肃地问：“你确定？”黎明点头，泪光闪现。大夫说：“噢，明白，请跟我来。”　　走回诊室，大夫按程序告知家属患者病危程度，刚讲几句，护士跑来喊：“快，病人不行了。”三人跑回抢救室，心电监护仪上心跳已呈直线，另一医生手持除颤器电极板，正准备按向患者胸壁。看家属过来，医生问：“可以吗？”电击复律，抢救手段最后的一搏，不想黎明却说：“不，让我老父亲走吧。”此时他父亲双目微合，就像睡着一样。　　医生一声“撤”，护士们瞬间拔掉亡者身上所有管线和仪器。这急症抢救室黎大爷来过多次，医生了解其病史，临走，他对黎明说：“别难过，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放弃抢救，尽管这是黎明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过后其心里仍是纠结此事的对与错？也是，关键时刻，黎明为何要终止对父亲的抢救？医生为何又会肯定他的选择？采访黎明和ICU内外几位医生，记者了解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即重症医学科ICU病房每天都在上演着一种悲剧：很多重症患者，生命不可逆转地走向尽头，是各种先进的机器和大量的药物在延长着他们死亡的过程，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医疗上的痛苦。　　其背后纠缠着法律、亲情、伦理和医德等诸多复杂的问题。　　生死谁有选择的权力　　黎大爷的哮喘史长达半个世纪。70岁那年他的病情发展为肺心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并患有糖尿病。80岁时其病情已入晚期，常年咳嗽，嗜睡，痰量剧增且变浓，稍一活动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出现胸闷、心悸、心前区疼痛、浑身乏力和指端、口唇及四周青紫等症状，几乎已到卧床的程度。　　久病成医，黎大爷感觉到自己难以支撑下去了，从去年起一遍遍恳求老伴儿和子女，说再到危急时刻，由他自己去，千万不要再给他上呼吸机。去年春节期间黎大爷住院时上过一次呼吸机，感觉很痛苦，而且脱机后并没有使他的生活质量改善。　　这感觉其实他的家人也有，医生早就说过，黎大爷活到现在已是奇迹，其病情就像燃至最后的残烛，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但家人还是劝他，说凭什么不让救您？是儿女对您不好？还是老伴儿侍候不到？花费问题不用您管，要知道这不是您老自己的事情，您活着咱家就圆满、就快乐。　　黎大爷叹气，你说谁不愿活？我舍得离开你们？是那活罪实在让人受不了。随即痛陈“插管”治疗的残忍。　　这话儿子黎明不爱听，常反驳说，您害怕进ICU，要知道若没ICU，没那些先进仪器设备，早就没了您的今天，我们得感激人家才对。再说，治病活命，有痛苦咱忍受一点不行吗？　　黎大爷说，忍？哪天你试试。如果受罪一次还可接受，关键是把我救过来，你们看到我现在活得质量比以前好吗？明知我时日不多了，你们费那么大劲儿，我受那么多罪，抢救过来又能多活几天？儿子，求你答应我一回吧。　　儿子黎明每次都是摇头，黎大爷无奈地叹息。　　黎大爷畏惧的多功能呼吸机，自上世纪80年代末被美国人研制出来后，让全世界重症呼吸衰竭的病死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90%以上，降至目前的40%左右，挽救过无数病人的生命。但因它要把一根长近30厘米、直径约1厘米、弯刀形、略有弹性、顶端成楔面的管子，经患者口腔、咽部插入气管，直至支气管下端（另有一种经颈部气管切开后插入的术式），会给病人造成一定的痛苦。　　黎大爷之所以没有继续生活的信念是有原因的，去年春节期间，黎大爷住进某医院呼吸科。一日他突然呼衰昏迷不醒，被推进ICU病房，插上多功能呼吸机。过去，医生除靠药物缓解呼衰症状外，别无良策。如今呼吸机替肺呼吸，让医生有了施救的时间，也就有了扭转危局的机会。　　但黎大爷醒后却非常恐惧。他想说话，嘴被封着，舌头也被呼吸管死死压住；喉咙处火烧火燎，上腭、牙床也被硌得生疼，他想拔掉口中异物，无奈手脚皆被医护带捆绑在床上；气管受浓痰和插管的刺激，他频繁地咳嗽，咳嗽时本该向外喷放气流，此时呼吸机却要强制地向内送气（呼吸机工作原理：吸气机器释放出一个较高的压力把空气压进肺部；呼气机器仍要释放出一个较低的正压给肺部，以打通塌陷堵塞的气道，让CO2排出），气体一进一出顶在肺里，憋得黎大爷头疼欲裂，面色青紫。于是他挣扎，拼命扭动身躯，撞击床栏，拔输液管，拉扯手能够得到的任何管线，以示抗议和拒绝治疗。这时，为让病人安定下来减少氧耗，亦为减轻患者痛苦，医生不得不使用一点镇静剂。但镇静药物抑制呼吸，不可多用，否则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