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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文化的情绪这本书涵盖我过去四十年对情绪的研究，我相信有助于改善人的情感生活。我写的内容大部分根据自己的科学实验，或是其他研究情绪的科学家。我自己的研究专长是发展专门技术，以解读和测量情绪的脸部表情，在这个前提下，我能看见陌生人、朋友和家人脸上细微到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忽略的差别，借此我学到许多事情，因为个人时间有限，有些还没有得到实验的证明。当我所写的内容只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时，会加入下述之类的话，「我观察到」、「我相信」、「我觉得似乎是…」。如果我写的内容是根据科学实验，则会在书末的附录具体注明相关的研究。本书的内容大部分和我对跨文化脸部表情的研究有关，我对心理学的整体看法（特别是关于情绪的部分），因为出现新证据而彻底改变。这些发现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印尼和前苏联，我因此发展出自己对情绪本质的看法。我在1950年代末期开始做研究时，对脸部表情并没有兴趣，当时引起我兴趣的是手部动作。我为手部动作分类的方法，可以分辨忧郁的病人属于精神官能症还是精神病，并显示病人接受治疗后进步的情形1。到1960年代初期，还没有发展出任何工具，可以直接精确地测量忧郁的病人复杂而快速变化的脸部动作。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所以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25年后，我发展出一种测量脸部动作的工具，于是重新观看那些病人的记录影片，找出重要的发现，我会在第五章讨论。机缘下，发现新大陆若非两次幸叩臋C缘，我不会在1965年把研究焦点转到脸部表情和情绪。先是国防部研究计划推展局出乎意料之外拨给我一笔经费，用来研究跨文化的非口语行为。我并没有主动申请这笔经费，而是因为一桩丑闻（一项研究计划被用来掩饰镇暴活动），使得一项重要的研究被取消，而该项计划的预算必须在那个会计年度用于某个没有争议的海外研究，而我恰好走进必须消化这笔预算的人的办公室，他的妻子是泰国人，对彼此非口语沟通的差异感到惊讶，希望我找出非口语沟通中，什么是普世皆然的，而什么又是有文化差异的。我起初很不情愿，却又不想回避这个挑战。计划之初，我相信表情和姿势都是从社交学来的，具有文化差异。我一开始微询意见的人，也都抱持相同的看法，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葛瑞格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艾德华．霍尔（Edward Hall）、雷．博怀斯特尔（Ray Birdwhistell）和查理斯．欧斯古德（Charles Osgood）。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我深信他是错的，没有详细阅读他的着作。第二件幸叩臋C缘是见到席尔旺．汤金斯，他刚写完两本关于情绪的书，主张脸部表情是与生俱来的，不同种族有共通性，可是缺少支持的证据。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同时把非语言行为的文章交给同一本期刊（他的文章是关于脸部的研究，我的文章是身体动作的研究）2，我恐怕不会阅读他的书，也不会认识他。我对席尔旺想法的深度和广度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我认为他的想法可能是错的，就像达尔文一样。我很高兴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论据，不是只有一百年前的达尔文才反对米德、贝特森、博怀斯特尔和霍尔，表示这个议题还有讨论的空间。在着名科学家和前辈政治家之间有不同的说法，年方三十的我竟然有机会又有经费尝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表情是普世共通的吗？还是像语言一样，在各个文化中有独特的表现？我难以抵抗这个诱惑！虽然我不在意谁对谁错，但心里并不认为席尔旺是正确的。 【原注1】（【原注1】研究结果和我的预期刚好相反，这样很好，行为科学的研究结果如果违反科学家的预期，反而更加可靠。大部分科学领域的情形刚好相反，如果结果和事前的预期相同的话，比较受人相信，因为偏见或错误的可能性会一再受到科学家重覆实验的传统所检证，以确定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不幸的是，这个传统并不存在行为科学界，实验很少被自己或别的科学家重覆检证。少了这种屏障，行为科学家比较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找出自己想要的结果。）我在第一个研究中，向五种不同文化的人（智利、阿根廷、巴西、日本和美国）展示照片，请他们判断各个脸部表情所显示的情绪，不同文化的人对大部分情绪都有共识，表示脸部表情可能是普世共通的3。另一位曾向席尔旺请益的心理学家卡罗．以撒德（Carrol Izard），对不同文化的人进行相同的实验，并得到相同的结果4。席尔旺并没有让我们知道对方的存在，当我们知道并不是只有自己在做这项工作时，原本心怀不满，但就科学而言，有两组独立的研究者得到相同的结果，是比较好的。看来达尔文是正确的。但有一个问题：虽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对脸部表情流露的情绪有共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聪明的人抱持相反的看法呢？并不是只有旅游者才认为日本、中国或其他文化中人的表情，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玛格丽特．米德的门生博怀斯特尔是倍受尊重的人类学家，专精于表情和姿势的研究，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