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对于文学接受、阐释中“诗无达诂”规律的跨文明综合阐发.doc

张隆溪对于文学接受、阐释中“诗无达诂”规律的跨文明综合阐发诗无达诂 据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曾挑出诗人们著作中一些精彩片断，问他们这些诗的意义是什么，却发现“当时在场者几乎无一不能比诗人们更好地谈论他们的诗”[1]。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相信诗人们在神灵附体、陷入迷狂时才能歌唱，所以他们并没有自觉的创作意图，也不理解自己作品的意义。新批评派把注意力集中到作品本身，感到作者意图在注释过程中总有点碍手碍脚的时候，难怪会征引柏拉图这段话来支持他们有名的“意图迷误”说了。他们被夺了作者的权威之后，并没有把它交给别人，而是留给了批评家们自己。文萨特（William K．Wimsatt）和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不仅用“意图迷误”砍断把作品系在作者身上的绳索，又用“感受迷误”砍断了作品与读者的联系。“感受迷误”否定了一切从读者所受影响的角度来评论一首诗的做法。新批评家说作品的意义是独立存在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文学作品有如中世纪教会对于《圣经》，拥有唯一的阐释权利。??? 当代更新的批评并不否定“意图迷误”，却打破客观本文的局限，猛烈抨击“感受迷误”，在读者反应中界定文学作品的意义。德国阐释学权威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就说，作品意义并不局限于作者原意，因为“它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于是人不理解则已，“凡有理解，就总是不同”[2]。所谓接受美学正是在研究各种理解之间的阐释差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的产生和接受可以理解为由作者、作品和读者这样三个环节构成的信息传递过程。实证主义批评完全围绕着作者，新批评则只顾作品，当前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又似乎把读者推到前台。这情形用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戏剧性的语言说来就是：“为了给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那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3]。??? 伽达默尔在说明阐释何以不能以作者原意为准时说“语言表达无论如何都不仅不够准确，需要再推敲，而且必然地总不能充分表情达意”[4]。作者原意既然不能借语言充分表达，从有限的语言中去重现作者原意也就是不可能的。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人类似的意见。《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指出了语言达意能力的局限。欧阳修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古来圣贤之意毕竟有赖于书和言才保存下来，传于后世。因此他作了一点小小的修正，指出“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系辞说》）。这正符合庄子的意见：“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然而文学所要表现和描绘的不是粗略抽象的“理”，恰恰是具体事物的“委曲”精微，所以对于它的目的来说，文学语言尤其有严重的局限性。陆机《文赋》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也说：“意翻空而易奇，言致实而难巧也”；都是就文学创作的方面，浩叹抒情表意的艰难。事实上不独文学的抒情表意，就是哲学的传道明理，也往往如此。哲学家们常常说，最高的理是无法用语言达出的，即《老子》开宗明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钱锺书先生在评论老子这一命题时，征引了许多哲人诗家慨叹和责难语言局限的话，指出这样一个常见的矛盾：“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5]这也正是阐释学力求解决的矛盾。由于作者和读者存在于不同的时间空间里，他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从本体论角度说来是不可克服的，所以尽合作者原意的理解在本质上也就难以达到，而曲解和误解倒会自然地产生。以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为代表的传统阐释学企图排除理解当中属于解释者自己历史环境的成分，即主观成见，最终达到作者原意的重建。但海德格尔把存在定义为在世界中的存在，定义为定在(Dasein)，即总是限定在历史性中的存在，这种历史性也决定着存在者对世界的理解。自海德格尔(Heidegger)强调了存在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之后，新的阐释学就不再寻求超越历史环境的“透明的”理解，却倾向于承认主观成分的积极价值。正象伽达默尔所说，在海德格尔赋予理解以存在的意义之后，“就可以认为时间距离在阐释上能产生积极结果” [6]伽达默甚至宣称：“成见是理解的前提” [7]，大卫?布莱奇则把一切批评就称为主观批评，因为“主观性是每一个人认识事物的条件”[8]。??? 另一方面，文学语言的有趣正在其基本的反讽：诗人正是在慨叹找不到适当语言表达的同时，找到了比直说更适当的语言表达。因此，诗人们写到高潮的时候，往往放弃一切铺叙形容，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