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民族性.doc

语言与民族性? 语言不仅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一旦落入语言之中，也就必然要接受语言的限定与制约。语言是历史性民族之本质的赋形，也就决定或制约民族文化精神之呈现方式。如王维（701-761）《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句诗，不仅将在自然界中旅行的人（诗人）与自然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且也显示了自然界之律动与止息，死亡与再生，时间与空间，行为与沉思等具有阴阳结构的关系模式：“行――坐”与“运动――休息”，“到――看”与“行为――沉思”，“水――云”与宇宙间物质转换与萌动，而“穷――起”则象征着死与再生，“处――时”涵盖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与和谐等等。诗歌的语词符号与天地人形成了某种胶合与契通，向读者展示了时空与人的完整结构构架。 但是经过在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的转换，我们所读到的英语译文却构成了对该诗进行了部分颠覆： 译文1：Walk to the place where the water has its source; and, seated, await the birth of the clouds. 译文2: Sauntering along till the end of the brook, I take a rest and watch the clouds appear. 两种英语译文都只是触及了诗句的线性以及历史运作层面，即行为―目的之间的运动，这种移植到英语后原文立体性内容的消失，正是语言淡出其赖以生长的民族性、历史性与经验性的必然结果，因为英译句法层面的逻辑性、线性结构性导致了原诗语义蕴涵丰富性的失落。 可见，原文在“化约”（翻译）之过程中死去，就原文（原语）之经验性、事件性、历史性以及原文（原语）与对它有“特殊或固有期待”之本土读者群而言，译文的过滤或变异是绝对的。一方面是语内译者，（intra-lingual translator or intra-lingual reader）深感自己母语厚重的民族性积累，而经过翻译之“化约”或“过滤”的译文，却犹如“葡萄之被水”，嚼之无味；另一方面是语外译者（extra-lingual translator or extra-lingual reader）对“姚佚启态”（庄子语）之原语内涵，却不能不“师其成心”地予以理解，同时又要将源自其“成心”所解以其标准化的母语予以“达”之。可见，翻译过程本身就是“化简”或“简约”之过程，也是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