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民族精神苦难的发现者.docVIP

鲁迅：民族精神苦难的发现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熏陶；后在南京求学及在日本留学（1902－1909）时，又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一生勤于笔耕，一自尚存，战斗不止，后人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热风》、《坟》、《华盖集》、《而已集》等16部杂文集，另有其他著述。他的思想精神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他的文学创作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1918年5月，他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把中国小说引向现代。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在1918年至1922年先后写了15篇小说，并于1923年编为小说集《呐喊》（后抽出《不周山》）。1924年至1925年他又写了11篇短篇小说，编为《彷徨》，其中《阿Q正传》因其对“国民性”和“人的精神困境揭示”而闻名中外。30年代，鲁迅转向历史小说创作，并将所写的5篇小说连同《不周山》等其他3篇小说一起编为《故事新编》。《故事新编》是鲁迅对历史小说的新探索，小说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的正史叙述和实录原则，采取戏拟的方式重写历史。鲁迅常常将与史实不符或与真实相悖的情节写入小说，由此造成了滑稽乃至荒诞的意味，从而也将历史小说非历史化。在对历史的这种拆解中，鲁迅又重构了历史精神，比如他在《非攻》中对墨子埋头苦干的赞颂，就表达了对“中国的脊梁”的寻求。同时，鲁迅也在拆解历史时表达了对现实荒诞的感受，以游戏的形式表达了他和“无物之阵”搏斗后的寂寞与悲凉。这一切，都使《故事新编》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叙事原则。《故事新编》无疑是历史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独树一帜的杰作。但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贡献看，《呐喊》和《彷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文本。 　　一、小说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 　　尽管从古至今一直有人标榜“纯艺术”论，但许多伟大的作品证明，热情的人文价值关怀往往是产生不朽杰作的重要源泉。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并非出自单纯的艺术追求，而主要是来自对民族命运的关注。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充满忧患。1902年他东渡日本，专攻医学，试图以此实现许多人都怀有的“科学救国”的梦想。但当发现国人精神的残缺远胜于肉体的病苦后，他毅然弃医从文，想通过文学唤起民众，改造国民精神。十几年后，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就明确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鲁迅在这里将小说由“闲书”提升为文化启蒙的武器，赋予传统文化认为的“引车卖浆者流”的小说以崇高的历史使命。这正是《呐喊》、《彷徨》创作的原动力，也体现了鲁迅崭新的文学观。 　　鲁迅将自己的文学观念称为“遵命文学”，但这种“遵命”和封建文人听命于王权的创作立场截然不同。鲁迅所听命的是历史的召唤以及他对民族苦难的深切体验。他的启蒙也不是封建文人“文以载道”式的宣达王命，而是试图用全新的现代意识去更新国民精神，清除民族的劣根性。这也使他超越了晚清时代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进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先驱。毫无疑问，鲁迅的小说观深受晚清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梁启超曾在《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将小说与启蒙的关系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对梁启超的“新民说”深有同感。与梁启超不同的是，梁启超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重视的是通过“开官智”而“新民”，鲁迅则坚决主张“开民智”。并且，这种“开民智”不单是知识层次上的智力开发，而是让民众摆脱愚昧，使残缺的人格走向健全，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一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封建礼教，使中国人一直处在非人的状态中，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国民的主奴人格。中国人一直就生活在主子与奴才对立而又共生的状态中，因此也就不能获得做人的资格，至多只能做个奴隶。中国的历史不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由此派生出的奴性与自大，势利与自私，冷漠与麻木成了国民精神的共性。因此，启蒙的任务就是揭出和医治这些病苦，改造“国民性”将奴隶提升为现代意义上的人。这样，鲁迅也将他的启蒙精神推上了现代精神的制高点，并赋予小说观念以全新意义，也赋予《呐喊》、《彷徨》以全新的主题。 　　二、苦难轮回：无望的自我赎救 　　因此，对国民精神状态的关注也就成了《呐喊》、《彷徨》中大多数小说叙事的焦点。鲁迅在这里重点跟踪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其中也包括孔乙己一类滑落于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