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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语言观的异同 语言与文学 中西方语言观的异同 语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它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历史、哲学。尤其是哲学，不 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语言的功能以及如何促进语言的发展。中西方由于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决定了二者的语言观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下面，文章就将对中西方语言观的异同展开阐述。 一、中西方语言观的共同点 中西方语言观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道”这个概念。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道”都有着两个方面的含义，那就是 思想和语言。道一方面对应思想的对象和思想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表达思想的方法和手段。相较而言，这个手段有时甚至 比目的更重要，那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手段，那么任何思想就不会存在了。与此同时，思想虽然涉及到日常生活世界的方 方面面，但却是以道作为最高追求目标，道构成了思想的最重要对象。道根源于人的心理需要，是思的结果，又由于思总是 需要传达沟通的，因而语言在道的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以老子为代表的言语观是他的本体论和人生论结合的产物，以他的 “无为 ”的宇宙观和 “无名 ”的认识论为基础。老子的宇宙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宇宙间先有道，之后有土地或阴阳，然后形成万物。而且 “无 名，天地之始 ”“有名，， 万物之母 ”“有名 (语言 )产生在天地和人类的同时或之前”。这说明有指称功能的语言属于“有”的范 畴，它可能存在于人类产生之前或同时，是生成万物之母。宇宙间的万物凭借语言之力得以创造，语言通过其生成万物之 力彰显它存在的重要。 二、中西方语言的不同点 （一）言说的目的 如果从思想和语言的关系来看，应该说中西方的言说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思想自身的最终指向性使得二者的目 的出现了不同，这是由双方对“道”的不同理解决定的。中国文化的“道”与古代希腊的“Logos”基本对应。但对应不意味这等 同，相反，二者有着明显的却别。就中国的“道”而言，它不是一个最高实体，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西方的“道”要么是一个最高实体，要么是一种最基本 的自然元素，要么是人格化的神，而很少被理解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国语言言说的内容不是为神，而是道及其现实内 容，即是为了现实的交流沟通而言说的，具有很强的人本色彩。而在西方，语言言说的那就不是现实生活的内容了，而是 为了神言说的。 由于目的的不同，所以中国人可以说“道是什么”，也可以说“某某道：”或者经常会听人说到“某人娓娓道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言说就是道的体现，道首先是活生生的言 语。根据结构主义对语言 (1angue)与(parole)所作区分，所谓语言，指语言系统，在实际运用语言的实例以前就已存在；而言语指的是个人发出的声音，也就是实际说出的话。语言是社会性的，它是一个共有的系统，人们说话时无意识地依赖于这个 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性的，它以具体的语言实例来实现语言系统。古希腊所说的 “Logos”，就是 “语言 ”，而不是 “言语 ”；而中国的 “道”则更偏重于言语，因为个人的言语构成了道的运转不息的一个环节。“Logos”作为抽象的语言结构而不是具体 的言语，其抽象性有助于本体的高悬于现实王国之上，成为与现实世界相否定的一个特殊存在。这个特殊存在与“神”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神性与人性的对应关系在语言中就表现为 抽象的语言与具体的言语间关系。神性与 “Logos”是相关的，而人性则与言语相关，这种语言与言语的差别虽然是当代人 的一种分析，但它更可以看作对西方文化中神性与人性这一对根深蒂固的矛盾的现实表现的揭示。只有在神本体论的框架中，才会有神性与人性的矛盾，而由于人是语言的动物，语 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之为人的规定性，于是神性与人性间的矛盾也就相应转化为语言与言语之间的矛盾。而在中国 文化中，由于神本体论很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神人的二分世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无明显体现，也没有可能刻意区分神 性与人性，故道的语言层面意义就相当笼统，它既是语言也是言语，或者说它首先就是言语。 （二）言说的主体 如果向中国人提问，“谁是言说的主体？”即“谁在说话？”时，可能会被耻笑，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低级了。“谁在说话？”当然是人在说话了，难道还会有其他 答案。但是，如果去到西方国家，向它们的国民提出同样的问题时，答案有可能会不同。也许有人还是会回答是“人在说 话”，但有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可能会犹豫，犹豫之后，他的答案是“神在说话”。在西方的神学背景下，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人们早已习惯的认为言语的主体就只有上帝，即， 真正能说话的是上帝。正是因为只有上帝能说话，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