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性民族性和创新性的统一.docVIP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性、民族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实践的、开放的、动态的科学体系，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而要使这一科学理论真正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必须将之与客观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真理在付诸实践之前，它只能是一种理论形态。只有当真理与客观现实结合起来，它才会变成一种具体的实践形态。在这里，真理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结的。理论形态固然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但它不等于现实，它怎样变为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变为现实，还要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充分表现。这不仅表明它来自实践，始终以实践为存在发展的基础，是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表明这种现实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在于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精神，而特殊性则在于它是适应客观现实条件的。因此，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多样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条件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决定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变动性。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实践性原则，教条地、僵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只能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有着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和中国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历史差距，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都主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在现实斗争中却不断出现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王明的“一次革命”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认为，既然中国革命的性质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资产阶级理所应当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则是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也随之强大了，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再起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则认为，中国只是产业发达程度不如西欧，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与西欧是相同的，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时还要完成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王明不顾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认为敌人的残酷镇压意味着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所以不断地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最终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历史已经证明，“左”、右倾错误认识的结果是把中国革命引入歧途。 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思想根源，那就是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践，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或者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别国革命经验。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他指出，离开中国具体实践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就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是指，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即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大国，其本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外来文明在进入本土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本土化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外来文明要进入本土，就必须接受本土文化的改造。这个改造的过程像一个筛子，会滤掉一部分不能被本土文化所接受的外来文明的内容，而那些能被本土文化所接受的内容也同时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改造和重新解释。没有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外来文明就无法在本土立足。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这个改造过程既要在内容上保存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要在表现形式上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它也才能为广大党员和人民所接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但是，“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P534)。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内容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在形式上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即吸取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营养。毛泽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者和杰出代表，他以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