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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鉴赏 晚商三玺 这三件商代铜质玺，民国年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1935年北平尊古斋主黄濬所辑《邺中片羽》和1940年于省吾的《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中，著录了这三钮商代铜质器物，其中“亚禽”印与田形的“奇字玺”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经诸多专家、学者从物体表面锈蚀、崩损印边的质地、鼻钮形制审辨，及印文考释，确定绝非伪作，并断定为晚商玺印。 此三钮商玺的文字释读，学术界研究长期有争论，一般认定为族徽标志。“亚禽”印以“亚”字形作边框，为晚商彝铭族徽中 常见，而在西周至战国器铭中未曾出现，于战国古玺中也无此印式。“亚禽”一印中上端“鸟”形欹侧，与“干”旁的分叉相衔，左右两“T”上部横画长短微异。“亚”形框四个内折角或残损模糊，或外角破边，形态各异，使印作原来左右对称的布局得以形成虚实变化。造化神工使其产生了疏朗空灵的布局、凝练质朴的线条和高古深远的气息，令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亚”字形框这一印式也被晚清黄牧甫等篆刻家所借鉴。 “□（左右两目中间一竖画,通瞿）甲”一印上下排列，印文原本也左右均衡，而此际“□”字右边之“目”取方形，棱角分明，所居位置又较左边圆状的“目”旁稍低。其右下线连接边框，均与左“目”有别，此印上下字皆稍向右倾斜，使全印重心也偏向右侧，加上“□”字宽“甲”窄（上重下轻）的布局，及自然锈蚀所形成的烂铜封泥式古朴不规整的边栏，使全印在对称中得变化，奇险中寓平稳。 第三方“奇字玺”，田形印，由于文字奇古，长期无法释读，故称之。《中国 书法》杂志2001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学勤教授的《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一文，对这四字文作了一番释读，从而把对商三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奇字玺”和其他两玺形制相同，玺身为平板状，背中央有半环形鼻钮。但长期以来，这钮玺印的钤本是被横卧着放的。在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胡厚宣《殷墟发掘》等书中，此玺钤本放置的方向都不对。近些年出版物上所见的这玺印面文字，不但放置方向不对，是横卧着的 ，而且似是采用拓封泥的办法从印面上直 接拓下来的，故文字是反的。这也是长期无法释读的重要原因。李学勤教授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以原印正拓，右方上下两字是阳文，左方上下两字是阴文，并将印面文字释读为“（孑刂）旬抑直”四字。李先生推想，“孑刂”是器主族氏，“旬”是他的私名。“直”可读为“埴”。《淮南子·齐俗训》云：“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许慎注：“玺，印也；埴，泥也。印正而封亦正也。”从文字的初始意义看，“玺”和“印”都不作名词解，而作动词讲。其“印”意是“抑”，也就是用器物在泥上按压。“玺”字的初文是“尔”下从“土”。“印”字在两 周青铜器铭文中都作“抑”解，是“抑”的本字。“玺”和“印”古音相近，韵部相同，后来转化为名词，同样都是印章的名称。因此，“（孑刂）旬抑直”的涵义就类似于 “（孑刂）旬之玺”。 战国玺印 战国燕铜质官玺。此玺于十九世纪末出土于河北易县，被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发现，用六百两白银购得。可惜于二十世纪初被日本人购去，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此玺形制之大，独有七公分见方，在战国古玺中绝无仅有。 古玺因章法所需，印文结构往往作上下或左右、正反的变换处理，使布局更多自由。该印中“日庚都”，今学者证为在河北唐县，战国时属于燕地区。“都”字也系燕系文字特有的篆法。该印作为烙印于车或马的标志性器物，为求印记清晰可辨， 特铸成朱文。印文分左右两行排列，“日”旁移位，嵌于“庚”左上角分叉处。“庚”的中竖画稍右移，并特意拉长左垂笔，加上上部两对“V”笔的左低右高，表现出既有承接“日”旁所施重力而向左倾斜的姿态，又与左行的“萃”、“车”二字遥相呼应。“都”字为左右结构，受“日庚”的叠压，特将左边“邑”旁延伸至全印过半处，弯笔强项崛起，笔道粗厚，且与“马”字上部拉长的三横画若即若离，成为全印左右印文唯一的连接点。全印章法上离下合，呈斜“U”形排列效果，行款错综，气脉贯通，虚实对比强烈。 此玺印面中上部疏朗的空间与下部“都”、“马”交接处虚实相映成趣。另“马”、“都”二字中横画较多，且间距不同，修短不一，粗细、虚实变化多端，上下错落有致。又因二字处于印面的最下部，均以横向取势，既成为全印章法安稳的重要基石，又打破了左右两排纵向排列相对孤立的布局方式，纵横交错，融为一体。虽“日庚”、“萃”、“车”等字大小变换、伸缩挪移、欹侧参差，却能杂而不乱，平添斑斓之致。 该印工艺为铸制，线条交叉处凝重的“ 焊接点”即为特有标志。自然的腐蚀、残损也造就了印文线条与边框凝练古拙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