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碳交易市场交易机制及中国碳交易体系资料.docVIP

1．总论 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时代，碳市场或多或少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仍然是神秘而遥远的存在。由于现行国际规则限制、我国的发展阶段限制和目前全球碳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碳市场还远远没有发展为成熟市场。全球碳市场从2005年可以忽略不计的市场价值发展到2009年1386.95亿美元的年市场价值，与之对应，我国碳市场从2005年底几乎没有交易额的情况逐步发展为以几何倍数增长，到目前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市值。随着碳市场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了解世界主要碳交易市场，建立中国自身的碳交易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碳市场的出现基于低碳经济模式中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采取的排放权制度及其他碳排放指标量化体系。碳市场是专门针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而促进低碳发展而出现的全新市场，它是将碳排放权及减排措施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效应科学量化成为指标后的指标交易市场[1]。科斯（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是排放权交易建立的理论基石，碳交易遵循科斯的一般商品交易定理。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综合治理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单位碳排放当量的交易价值来衡量，充当一般等价物，因此碳交易就具有了交换和价值功能，进一步就有了货币的功能，从性质上讲碳交易就是一种碳货币。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可以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碳货币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甚至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2]。 《京都议定书》包括28个条款和两个附件。对发达国家规定了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义务，具体内容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2012年内，应将二氧化碳等六种气体减排量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削减5%。同时为每一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任务。京都议定书还出台了三种境外减排的灵活机制：一是联合履约；二是清洁发展机制；三是排放交易，允许发达国家之间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在某些国家愿意和能够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情况下，另一国家便可以承担较少的减排义务，甚至增加其排放[3]。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通过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到国际碳交易体系中。气候变化变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2009年11月26日，我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向我国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也是切实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具体做法是，欧盟各成员国根据欧盟委员会颁布的规则，为本国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确定纳入排放交易体系的产业和企业，并向这些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欧洲排放单位(EUA)。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量,?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排放权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获取利润；反之,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欧盟委员会规定,在试运行阶段,企业每超额排放1吨二氧化碳，将被处罚40?欧元，在正式运行阶段,罚款额提高至每吨100?欧元,并且还要从次年的企业排放许可权中将该超额排放量扣除。由此，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创造出一种激励机制，它激发私人部门最大可能地追求以成本最低方法实现减排。欧盟试图通过这种市场化机制，确保以最经济的方式履行《京都议定书》，把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社会所希望的水平上。分权化治理模式指该体系所覆盖的成员国在排放交易体系中拥有相当大的自主决策权，这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其他总量交易体系的最大区别。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覆盖27个主权国家，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体制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采用分权化治理模式，欧盟可以在总体上实现减排计划的同时，兼顾各成员国差异性，有效地平衡了各成员国和欧盟的利益。欧盟交易体系分权化治理思想体现在排放总量的设置、分配、排放权交易的登记等各个方面。如在排放量的确定方面，欧盟并不预先确定排放总量，而是由各成员国先决定自己的排放量，然后汇总形成欧盟排放总量。只是各成员国提出的排放量要符合欧盟排放交易指令的标准，并需要通过欧盟委员会审批，尤其是所设置的正式运行阶段的排放量要达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在各国内部排放权的分配上，虽然各成员国所遵守的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自主决定排放权在国内产业间分配的比例。此外，排放权的交易、实施流程的和实际排放量的确认等都是每个成员国的职责。因此，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遵循共同标准和程序的27个独立交易体系的联合体。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它与《京都议定书》和其他排放交易体系的衔接上。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允许被纳入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使用欧盟外的减排信用，但是，它们只能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l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