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规则.docVIP

石器时代”的规则杨雷*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1年9月27日“石器时代”的规则制度是一种个体博弈的均衡还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社会组织是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政治过程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假说在考虑政治过程之后还成立吗？这些问题是制度研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规则在一个网络游戏《石器时代》中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试图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尝试性的解答。《石器时代》是最近才引进中国大陆来的一款在线游戏，它模拟人类在石器时代的生活。为了游戏的可玩性，游戏设计者对玩家之间的交往没有做多少规定，从而使得每个玩家在刚开始玩的时候进入了近乎“人对抗人”的蛮荒时代。但是，通过几个月的实际参与和采访，我们发现，随着游戏的发展，规则和秩序自发地产生和演进起来。因此，短短的几个月就好比浓缩了的历史，为我们研究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就方法论而言，迄今为止的制度研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诺斯和涑水佑次郎等人的方法，他们将新古典方法应用到对制度的研究，区分了制度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诺斯的古典国家理论和涑水佑次郎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是两个例子。在诺斯（1981）的古典国家里，君主是制度变迁的唯一担纲者，他对制度的决策取决于他的成本-效益分析。他通过为民众提供秩序和保护服务以换取税收收入，同时，他受到来自内部潜在竞争者和民众“用脚投票”（迁移他地）的限制。民众是制度（秩序和保护）的需求者和被动接受者。为了维持其统治，君主会趋于制定无效的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的长期停滞。由于对牧羊主收税远比对分散的农民收税的成本低，西班牙国王不愿意取消牧羊主游牧的特权，从而导致土地产权的缺失。按照涑水佑次郎自己后来的说法（Hayami，1997），他和拉坦（Ruttan and Hayami, 1984）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是对企业技术选择过程的类比。一个企业在选择其技术时，必然对可选技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其结果是采用节约价格最高的要素投入的技术。将这个结论类比到制度变迁上来，则制度的供给者将采用最能有效利用最稀缺资源的制度。涑水等人对爪哇收割制度的研究是一个例子（Hayami and Kichuchi, 1982）。在绿色革命以前，爪哇居民采用传统的收割制度，每家在收割水稻时都必须邀请村里所有的人参加，他们不收工钱，但可以分享收成的九分之一。绿色革命之后，水稻产量大幅增加，水稻收割变成了由中间人雇佣劳动力来完成，其价格折算下来要低于产量的九分之一。水稻产量的增加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如果仍然维持以前的分配比例，则地主合理利用土地的积极性将受到伤害，而收割制度的改变使得这种情况不至于发生。显然，这里的制度变迁完全是由地主这个制度供给者单边来完成的。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下，诺斯和涑水佑次郎等人提出了制度变迁的效率假说（Davis and North, 1971; North and Thomas, 1973；Ruttan and Hayami, 1984）：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制度变迁主体对潜在收益的追求。因为这些潜在收益无法在现有制度下获得，制度主体就会通过改变制度来增加自己的收益。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是这一假说的一个变种和细化。显然，新古典方法没有考虑制度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尽管诺斯是制度变迁的效率假说的最早倡导者，但他在后期放弃了这个假说（North, 1981; 1990），因为制度变迁过程所涉及的政治过程可能阻碍制度向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无独有偶，涑水佑次郎也放弃了这一假说，因为它没有考虑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因此是“幼稚的”（Hayami, 1997）。然而，过早地放弃这一假说可能是没有必要的。本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考察效率假说在考虑政治过程之后的可能性问题。制度研究的第二种方法，即博弈论的方法，在这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进。在这里，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了，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度的参与者，制度是个体博弈的均衡。在此共识之上，制度的博弈分析又可以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传统的演化博弈分析，一个是比较制度分析。前者注重对制度演化的研究，后者则注重产生不同制度的原因以及它们的不同绩效(如青木昌彦，2000)。两个流派的发展都为制度研究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将制度当作个体博弈的均衡来看待存在严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这种方法仍然没有认真考虑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将注意力放在制度的比较研究上。这使得制度研究还停留在判断制度优劣的规范层次上。比如，关于囚徒困境的无名氏定理证明囚徒困境在无限重复博弈中是可以被克服的，但是，它所提出来的惩罚机制却是不现实的。这个惩罚机制是，当参与人中有一个人不合作时，则所有参与人都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