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第1章中国古代集权官僚制与官文化.docVIP

第一章 中国古代集权官僚制与官文化 本章首先介绍了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社会结构背景和思想背景，明确提出官僚地主集权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性质，以儒学纳入官僚意识形态而形成的官文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思想背景，重点介绍了官僚地主集权制的基本结构、孔子儒学演变为官文化的环节，以及相对应的小农经济与小农意识。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及其社会性质的特殊性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 中国历史的社会性质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前提，依据不同的历史分期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对同一经济思想的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中国历史的性质和分期，长期以来一直以苏联人所提出的“社会发展史五大历史阶段”的观点占主流，尽管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争论，但基本的观点是：虽然中国社会的特点形态与西方有差异，但在战国以后进入封建社会与西方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相同的，这成为了中国学术界所认可的基本观点。 苏联人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一观点最为矛盾的是，将有明确史料证明是领主与农奴矛盾构成基本社会关系的西周，说成是“奴隶社会”，将秦至清两千余年定为“封建社会”，据此观点而编写的中国历史，也就成：奴隶社会的基本阶级实为领主与农奴，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地主与农民。对这一矛盾，我们的经典教材提出的解释就是欧洲历史是“典型”，中国历史是“畸形”。这个“畸形论”不仅可以说明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既然是“畸形”的，那么落后也就是必然和应该的。从“欧洲中心论”规定的人类历史一般性及其阶段，本身就有明显的局限。并不能因为欧洲近、现代的先进，就成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典型”。人类历史的一般性及其阶段，是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概括。在历史的进程中，先进与落后是交替出现的，并不能以某国某地现在的先进否认其曾有过的落后，也不能以曾有过的先进否认现在的落后。 实际上，对于人类历史分期，马克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非理性支配的时期和理性支配的时期二阶段。在《伦敦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按人的发展水平划分社会形态的三分法，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孤立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还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与真正人的历史时期二阶段。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单个论断看作是解释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唯一的，绝对的标准，况且这些观点中还有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谜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恰恰是以教条的、不科学的历史阶段论对中国历史的界定，不仅造成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混乱，更对现实思想界批判继承历史及其文化造成干扰。不能正确地规定旧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的性质，不能准确地批判其在新社会的传统，从而清除其流毒。那么旧社会制度就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的存在，并在新政治、经济制度上逐渐地生长，以至形成巨大的社会势力，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在新制度的外壳下恢复旧制度的内容。 看似无关紧要的历史问题，已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旧势力在未被彻底批判的情况下，就会堂而皇之地以正统、主流的方式存在并作用于新社会，并阻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已有的关于中国历史性质及其分期的规定。 二、中国历史具有特殊性而不是“畸形”。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这是不争的事实，几千年来，世界东方的文明体系无不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中国的历史并不是“畸形”，它也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以其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存在及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是生产力和全部文明的根据，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又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内容。这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劳动者素质技能决定了其经济地位，但社会制度又会以其特有的机制来制约劳动者的地位，从而影响其素质技能的发展与发挥。社会发展的阶段，就取决于这二者的矛盾与斗争。 古代的中国人，在农业生产上是处领先地位的，这是劳动群众素质技能发展的表现，它同时也就要求改变社会关系和制度。从夏至商，虽然史料还不充分，但大体上可以判断其基本制度是奴隶制，劳动者的主体是奴隶，他们的人身及劳动力均被奴隶主所有。在奴隶主的统治和支配下，他们的素质技能有所提高，但奴隶制又严重束缚他们素质技能的发挥和继续提高，矛盾的积累导致社会变革，西周的“革命”，将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