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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立法 一、晚清经济立法的历史动因 二、晚清经济立法的内容 三、晚清经济立法的艰难历程 四、晚清经济立法的影响 五、晚清经济立法失败原因及启示 历史动因 庚子变乱后，清政府为应付政治与财政危机，宣布实行新政。因经济体制的改革较之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安全些，因而新政首先是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传统的工商管理体制，进一步放宽对私人资本参与近代工商业的限制，制定法律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并保障其利益，兴办近代金融业等等 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其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在巨大的经济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开始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并试图登上政治舞台。 新法颁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但此时的工业尤其是采矿、航运、铁路等大型产业部门仍然是由政府以官办的形式垄断经营。这些官办企业的组织形式、管理及经营方法与古代官营手工业作坊或官办矿场并无质的分别。除工业、运输业有一定的发展外，其他近代经济部门如银行业还尚未萌芽，因而以调整近代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经济立法当然也没有发生。到七十年代，继承了古代官办手工业的一切弊端的官办企业陷入了困境，再加上政府委派的企业管理人员对近代机器工业的无知，它们几乎已经无法进行再生产。甲午战败以后，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对官办企业不可能继续投资。这一局势迫使清朝政府改变原来完全由国家垄断一切重要产业的经济体制，迫使其允许私商参与上述产业的兴办，因而具有近代化色彩的经济管理法规应运而生。 经济立法内容 第一、设立了商部，由于近代工业、农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清政府认识到必须要改变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迫切性。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明确提出了制定商律、矿律、路律等经济法规的主张。光绪帝也上谕，“现振兴商务，应行设立商部衙门”。积极重视发展工商业，工商业法规的制定，矿务铁路总局的设立，以及为修建铁路和加强铁路经营和管理颁布的一系列规章和币制改革等内容都为近代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其次，新政还主张兴办实业和清理财政，设立财务处，作为专门的财政处理机构。如1909年，朝廷颁布《度支部清理财政章程》，总纲规定“清理财政，以结截清旧案，编订新章，调查出入确数，为全国预算、决算之预备。” 这些法规、律令政策的制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规定和做法，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对清政府巩固统治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由传统重农抑商经济向重商经济的转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改变，就有利于以后政治制度的变革。 新法颁布措施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并在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於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在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於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於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经济立法艰难历程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新政的颁布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