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docVIP

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比较研究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作为我国在探索改革开放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发展不仅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在内在机制上也存在着继承性，从自下而上的摸索改革过渡到自上而下的统筹改革，从经济改革深入到制度的创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三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其历史意义已远远大于经济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浦东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其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示范效应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它们又和滨海新区一道成为是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先行改革者和后行改革者改革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深圳与浦东的发展都不约而同地面临转型之苦。和前两者不同，滨海新区正处于“两级跳”的幸福转型中。虽然转型动力不一，但三者在发展模式上的探索都将继续推动相应区域的经济与制度的发展。 　　三区的发展都对相应经济区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作用的程度与方式不一。从三者的行政功能来看，深圳特区是一个独立的市，其所在的珠三角隶属于广东省一个行政建制，政策统一性、一贯性、变通性优于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是上海和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域，二者都是城中之区，其辐射效果或多或少地由于行政上的阻碍而打一些折扣。因此，深圳对珠三角的辐射较为直接，影响面较大。其对珠三角的带动效果要优于浦东新区对长三角的带动作用以及滨海新区对环渤海经济圈的作用。从作用的方式来看，由于深圳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并不显著，其主要是依靠自身较大的经济总量来推动珠三角的发展；而浦东在长三角的“龙头效应”非常明显，浦东新区依托上海成为了区域发展的中心，区域经济结构较为清晰，区域内“中心——次中心——腹地”的结构一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浦东的溢出效应机制在长三角发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而集国家众多优惠于一身的滨海新区对环渤海相关地区发挥作用的方式现阶段主要是“刺激”效应，而“溢出”效应的形成尚需时日。 　　三区经过相应时期的发展，现阶段具备了不同的发展基础，形成各自的优劣势，在经济规模上，深圳凭借较大的行政区划占有较大的优势，但发展活力方面滨海新区更有潜力，而浦东新区则在发展效率上占有较大优势；虽然三者的经济都具有外向型的特点，但深圳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滨海新区直接利用外资发展速度强劲，浦东新区总部经济的发展又有绝对的优势；在产业结构的升级潜力上浦东新区的更富先进性，深圳在创新能力上表现比较突出，而浦东的形势则很严峻。总体上看，滨海新区虽然在总量上有所不足，但其发展势头强劲，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后发优势明显；浦东新区的发展形势虽然比较严峻，但其具有制高点的优势，如果能加大转型的勇气与力度，其发展将会达到新的高度。三区各自不同的优势将会引导三者今后的不同发展轨迹：浦东新区可以依靠金融等高端的服务业来形成辐射力；滨海新区现阶段在服务业方面缺乏相应的资源的集聚，因此其可以通过发展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达到产业聚集，形成辐射力；深圳特区可以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辐射力。 　　优惠政策是特（新）区的立足之本，深圳与浦东建设之初，中央对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主要是给予了区域性税收政策和体制性财政政策，而对滨海新区主要是给予了产业性税收扶持政策，以及在维持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上的专项补助政策。从本质上来看，滨海新区的综合了三种优惠政策，分别是天津开发区优惠政策的在整个新区的扩展；东北老工业基地优惠政策的延伸；当年浦东开发优惠政策的承继。因此，中央政府给与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的力度已经超过了开发初期的深圳和浦东。 　　 　　而作为政策执行的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效果。深圳的放权型政府管理模式比较灵活，在改革开放初期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与热情，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由于监管不利而导致的各种不良影响。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使深圳改革出现过几次反复）。虽然深圳拥有两种立法权，但其法律、制度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不利于改革的整体推进。与深圳自下而上的模式基本相反，浦东新区一直在上海政府的强势规划管理下发展，上海政府在处理与中央政府关系上的良好作为使其获得优惠政策支持的连续性远远超过了深圳。强势政府的模式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规划以及推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有效性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强势可能会阻碍经济的活力，特别是在综合配套改革中涉及到对政府自身的制度进行改革时，如何保持其创新的动力则是一个棘手也是相当关键的问题，需要政府转换身份，做好服务的勇气与操作艺术。滨海新区的地方政府主导的“联邦”型模式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