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语培养的对外汉语教师”——-访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刘珣教授.docVIP

“我是北语培养的对外汉语教师”——访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刘珣教授 ? 　　“我是北语培养的，”刘老师用这句话开始了我们这次拖延已久的采访。作为第一届被选拔的35名出国储备汉语师资中的一员，刘老师是1961年加入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行的，1964年到北语工作。他没有在北语上过一天学，为什么说自己是北语培养的呢？看到我迷惑的神色，他就接着向我解释说： 　　“华东师范大学给了我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北京外国语大学给了我听说读写英语的能力，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进修给了我语言教学理论知识。我感谢这些学校的恩师们。但给我各种锻炼、挑战和考验的机会，真正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的，还是北语！我感恩北语，没有北语，也就没有我48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 　　难忘艰苦创业的老校长 　　去年夏天，在回答台湾记者的专访时，刘老师曾将他近半个世纪所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总结为四个时期。从1964?年到1978?年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北语和国外南斯拉夫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为他今后的教学与科研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时的北语正值建校初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西校园的西北角几栋楼的基础上，首任院长王亦山带领着大家几乎白手起家，建立起中国最年轻的、最特殊一所大学——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北京语言学院。当时不但教学设备条件很差，社会上还有所谓‘对外汉语教学是小儿科’的论调，对此，王院长提出‘上路’‘下水’的口号，要求大家树立牢固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思想’”。刘老师说：“老校长的话，影响了我一生”。 　　首次出国的一段友情 　　1975年还是文革期间，刘老师第一次出国教书，去的是当时尚未与我国恢复正常关系的陌生的南斯拉夫。但当地学生们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对首批中国教师的友好态度，又使他感到非常温暖。每次上课他都看到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后面，风雨无阻，跟正式学员一样认真学习汉语发音和汉字。她是南共盟员，一位二战时的老战士。她对中国的一切有着特殊的兴趣，经常邀请刘老师到家里去，为他做各种各样的塞尔维亚风味的菜，向他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情况。刘老师任教期满回国后，老太太仍一直和刘老师保持通信联系。她英文很好，但每次都坚持用中文写信，在放大镜下一笔一划艰难地写汉字。 　　第一次出国教书的这段难忘的友情，也使刘老师对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更深的感情。 　　四件小事忙半生 　　1978?年到1991年是刘老师工作的第二个时期，除了继续在一线教学外，还在北语的语言教学研究所先后承担了编写国外用教材和研制汉语水平考试的任务。 　　刘老师爱用“四件小事”来概括他半个世纪以来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追求。所谓四件小事是指他参与过的：一套教材、一份考卷、一本小书和一张课程表。 　　“说这些是小事，并非谦虚。北京语言学院作为我国最早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基地和中心，为开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启动学科建设、建立与海外汉语教师交流合作的平台等大事，做出了人所共知的贡献。而我所做的的确就只是几件具体的小事而已”。刘老师如是说，但事实上这几件“小事”也不算小，不仅在国内更是在国外都产生过、有的还正在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一套教材”，是指1981年开始出版的《实用汉语课本》，和2002年开始出版的它的第二代产品《新实用汉语课本》。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语编写过很多优秀的汉语教材。七十年代末北语接受教育部的任务为在国外教学编写一套通用汉语教材，并把它交给了刚从欧洲教学回来的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三位老师，组成编教小组，刘老师任组长。 　　《实用汉语课本》一出版就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反响。美国的姚道中先生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就写了一个书评，指出它是“优秀的教科书，有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汉语教科书”。德国1983年现代汉语讨论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认为这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最先进的对外汉语教材”。美国邓守信先生说，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加拿大使用最多的是耶鲁出版的约翰.?狄方克?（?John?DeFrancis）的汉语教材，《实用汉语课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根据他90年代初所做的问卷调查，该书?“被全美超过四分之三的大专院校话语课程所采用”。根据德国、俄罗斯的统计，《实用汉语课本》也是使用量最大的汉语教材。说PCR（《实用汉语课本》在欧美的简称）当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中国编的基础汉语教材第一次成为了美国汉语课堂的主要教材，并不为过。在国内，《实用汉语课本》也是最早获奖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主要是《实用汉语课本》体现的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理念，符合汉语教学规律。当时汉语教材比较少，也是一个原因。”刘老师是这样解释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海外仍有一些教学单位（如牛津大学）在继续使用，但这部已有20年历史的教材毕竟老了，它的内容也显得有些陈旧。2001年，作为国家汉办的规划教材，由刘老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