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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时代的阅读和思考 　　经济学家汪丁丁于2007年暑假期间在东北财经大学举办经济学系列讲座，以下是根据《忙碌时代的阅读和思考》讲座录音所整理的笔记。笔记分为两个部分，这是按照汪丁丁的讲座安排所作的划分：第一部分讨论“忙碌时代”，揭示其产生原因和基本特点；第二部分讨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如何“阅读与思考”，提出了三种治学模式，对何种方式属于最佳演讲者没有作出独断的解答，而是尽可能地为听众开阔视野，以引发听众的进一步思考。 　　一、忙碌时代 　　1.提要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这并不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而作出的论断，而是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实际而作出的总结。“忙碌”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特征，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正处于三重转型的过程中。即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转型期是一个变革较为剧烈社会时期，而一个变量较多的社会意味着较少的可预测性，于是人们关注于短期的功利，毕竟长期的投资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在这种社会的大环境下，人们的情绪特点便是浮躁与功利，不再愿意安心于阅读和思考。因为阅读和思考均为自我教育，而教育是一种投资，投资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所以在这个短视功利的忙碌时代，不能立即带来功利的教育便有被边缘化（marginal）的危险。 　　2.中国的三重转型 　　（1）经济转型 　　汪丁丁在此强调的经济转型并不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经济学问题。发展经济学其实根植于人口学，在这立涉及人口学中的“生育力迁徙”问题。简而言之，这一问题产生于人口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时期，而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物质质料的供给不能满足其需要，这种深刻的矛盾便是发展经济学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口长期以来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即处于所谓的“马尔萨斯均衡”中。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等，这样满足了物质资料算术增长的客观情况。但在工业革命前期，医疗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使人口死亡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人口出生率源于确实的人类行为，所以短期内不会下降。这样就产生了人口的几何增长和物质资料算术增长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17世纪的欧洲出现时因为人口迁徙至美洲大陆，所以没有出现剧烈的经济转型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发达国家并不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关注，发展经济学最早产生于拉美国家。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们对人口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人口呈现极快速的增长态势：由建国初期的4亿人口直到今天的13亿人口。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逐渐显现，并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老龄人口比重的最高峰，这一代恰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婴儿潮（baby boom）时期。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逐渐推进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在控制总量上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人口素质方面却产生了“逆向淘汰”问题，即计划生育在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中阻力较小，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阻力较大，结果就是新增人口素质呈现下降的态势。根据“数量与素质的替代关系”（quantity-quality substitution）这一原理，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与子女的素质呈反比关系。这一点也是易于理解的，毕竟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增加人口意味者有限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分享，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视中播出的“姐弟俩争打工供对方上学”的感人故事，但是如果当时不用超生，这样的感人故事就可以大量避免，个体的负担将会大为减轻，而社会的压力也会相应减少。 　　我们用于解决发展经济学问题的政策手段是计划生育，抛去宗教和道德因素，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也显得不够成功。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以近乎野蛮的方式解决问题。“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但是极端的管理方式也并不总能成功地压制极端的生育决心，所以我们有必要反省这些工作方式。我们将目光放远到同样具有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其他国家比如新加坡。新加坡的政策模式是给每位育龄女性开设“婴儿银行账户”（baby banking account），账户中的资金多寡和该育龄女性的生育情况呈反比关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女性宁愿少生育以获取更多的“婴儿银行账户”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对经济条件较好的育龄女性来说吸引力较小，不会影响她们的生育选择。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收入条件较好的女性整体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群体。这样可以以经济调节为手段有效地避免“逆向淘汰”问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的生育偏好因此降低，这将有助于新增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 　　当然，中国的最大特点在于她是一个大国，而在小国适用的政策模式在大国便往往无法生效，毕竟“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3]”。具体采取何种人口政策才能较好地解决中国的发展经济学问题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解答。 　　很少有问题是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