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成长：一个时代的危机.docVIP

精神成长：一个时代的危机 　　我们身处信息社会之中。你无须多留意就会看到，在拥挤的地铁里，在候车的站台上，一个个年轻人在手指灵动、神情专注地翻阅着手机网页，甚至每天从你身边经过的行色匆匆的陌生人，也在一边赶路一边低头从手机里获取资讯。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快捷地获取信息。 　　信息在以几何级数速度爆炸式增长，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信息的碎片化”以及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征”。人们每天通过信息网络获取大量信息，每天睡觉前不是离开电脑，便是放下手机。一觉醒来，恨不得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微信“朋友圈”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些资讯大多转眼化为云烟，过眼而不过脑，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 　　早在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就提出了“注意力匮乏征”的概念：信息消耗的是接受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意味着注意力匮乏。海量的信息如一盘散沙，构不成认知与价值链条。 　　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的过程正是一个信息传递和信息再生的过程。那么，身处信息社会的我们便不能不思考两个关键词：“精神成长”与“价值判断力”，教育者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教育命题：培养精神丰富而茁壮的、具有价值判断力的人。 　　一 　　写下这样一个命题，源于一次采访。2013年8月，笔者到天津采访“影响力教师”袁滨渤。在学校会议室里、在餐厅的饭桌旁，这位对教育具有理l生自觉的优秀教师，打开话匣子，深情讲述起自己从教24年的心得以及她多年坚持为每一个学生写“笔谈集”的感人故事。其间袁滨渤说了一句话：“如果不给学生价值判断力，教育就不可能成功。” 　　这句断然、决绝的话，令人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撞击感，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萦绕在笔者脑际，挥之不去。 　　要“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力”，袁滨渤参透了教育的重点所在。于是，她20多年的教育生活摆脱了“应试”的梦魇。她在与学生日常点点滴滴的交往中，用自己的生活态度来培养学生的生活态度，用自己的职业精神来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也因此，袁滨渤的教育工作变得得心应手、有滋有味，她培养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人生是那么多彩，情感是那么丰富，他们“会生活、有尊严、有担当”。 　　无疑，袁滨渤的教育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然而现实的教育中不乏与之相反的事例。有多少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师生捆绑在考试的战车上，一味地在“分数一升学”的怪圈里打转，这样几年甚至十几年后，培养结果自然与完整和谐的人的教育目标相去甚远。 　　10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一篇文章中痛心地写道：“前些日子，我了解到我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破解北斗二代定位导航卫星的信道编码规则，随即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得美国航空无线电委员会的表彰，这样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据说这名大学生还是国内某“最牛”大学培养的。 　　在开放的时代，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推行国际理解教育很有必要。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偏差，一些中小学提出了培养“世界公民”的育人理念。不禁要问，什么是“世界公民”？这名大学生是否可以称得上“世界公民的典范”？我看倒更像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知识上的一味灌输，使他们在这样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日益将知识作为换取世俗功利的手段，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不择手段。”傅书华在《谁来关注孩子的精神成长》（见《人民教育》2013年第5期）一文中疾呼：“精神成长已然成为当今一代未成年人的时代性危机。”他认为，当今青少年精神成长存在着缺失，他们的生理、知识甚至心理的成长都已得到社会及家长的普遍重视，唯独精神成长至今未能引起关注。 　　这不是危言耸听。“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这是某省实验小学学生的毕业赠言。这些留言中透露出的与孩子年龄不相符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令校长“很是担忧”，这位校长希望这只是“孩子们毕业之前的一个玩笑”，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表示：“教育毕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长此以往，我不知道这一代孩子将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代人。” 　　我们当然不能再以一种贴标签的方式来评判孩子的行为，但也要好好想想，孩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孩子的世界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能逃脱成人世界、网络世界、电视媒介的影响吗？ 　　二 　　“破解北斗二代”、“为人民币努力”固然属于极端个例，那么在更普遍的教育中，我们该如何促进青少年精神的丰富和茁壮呢？我想，无外乎通过日常教育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来进行，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只对考试升学有用。” 　　据说，德国的孩子可能免不了经常挨饿，因为他们吃什么、吃多少由着自己，他们大多不喜欢吃青菜，营养要靠补充维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