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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robit模型的CEO变更与盈余管理探讨 　　【摘 要】 通过2007―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地约束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从实证结果来看，上市公司的CEO强制性变更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自愿性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关联。如果管理者进行了过度的盈余管理，那么CEO将会被迫引咎辞职，这表明董事会尽到了应有的监督责任。另外，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劣，如面临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营业成本率持续高位或市盈率高估等情况，上市公司更加倾向替换当前的CEO来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企业的业绩变量与CEO的变更并没有显示出相关关系，说明CEO的变更与企业的业绩优劣并无直接关系。 　　【关键词】 CEO变更； 盈余管理； 内部治理； 工具变量； Probit 　　中图分类号：F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0-0081-05 　　一、引言 　　不少证据都表明，管理者可以通过盈余管理而从中受益（Cornett，Marcus and Tehranian，2008）。盈余操纵是管理者为了在奖金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中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当企业的CEO发生了变化，通常是由于CEO未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导致企业业绩低下，而接任的CEO往往会借此机会，大力进行负向盈余管理，调低收益，以确保来年可以更迅猛地提高企业的业绩，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能力。然而，目前我国经理人市场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多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依赖于政府任命或组织提拔，而非能力强者胜任。这些高管与西方国家的高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那么在中国，这些高管的频繁更替，是否也存在着盈余管理的情况？另一方面，企业的内部治理会约束和引导管理者为企业创造价值。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实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公司的内部治理是否可以有效地约束经理人，防止其破坏企业价值和损害股东利益行为的发生呢？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系列契约集合，在这个契约关系中，由于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为了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所有者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CEO的能力。一方面，通过制约制度，使得CEO能够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而努力。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制度，使得CEO可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效使企业达到价值最大化。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原因，委托代理的问题很难进行有效的衡量，由此出现了频繁更换CEO的现象。 　　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管理人员在离职前，会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来作出相关决策，这种短视行为将会导致管理者进行盈余操纵行为（Gibbons Murphy，1992）。而企业的业绩表现不佳时，解雇当前CEO的现象愈演愈烈（Denis Denis，1995），接任的CEO会通过研发费用、资本支出等应计项目，进行“大清洗”（Murphy，1993）。Pourciau（1993）也发现同样的结果，继任者会通过操纵应计项目和摊销项目减少当年会计盈余，目的就是提高下一年的盈余。在澳大利亚的样本中亦发现了相同的结论，CEO变更的样本会通过固定资产的销售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Wells，2002）。当管理者面临解聘时，通常会通过减少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等方式调高企业利润（Dechow Sloan，1991），或者是增加生产成本和减少可操控的相关费用等（Roychowdhury，2006），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外，财务危机也是导致高管变更的一个诱因，当上市公司面临无法偿还的债务或遭遇债务重组等危机时，半数以上的企业会变更高管（Gilson，1989）。金莲花等（2010）利用真实盈余管理模型，同样发现CEO在任期最后一年会用过度冲销和生产等方式操控利润，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和生产成本呈现异常。通过对线下项目的测试发现，高管变更前一年和当年中均存在人为调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袁春云，2007）。 　　由此，本文假设管理者可以从盈余操纵中所获得的收益为B（e），且B’（e）0，其中（e）为可供管理者操纵的盈余，称之为盈余管理水平。显然，盈余操纵会对股东产生一定成本，因此管理者不可能对盈余进行随意操纵。假定盈余管理的上限为■，当超过上限时，管理者将被解雇。管理者不知道■的具体数值，但是可以确切地知道■的分布。所以，管理者被解雇的可能性为π（e，x，g）=Pr{e≥■|x，g}，其中x为盈余操纵的成本，g表示公司治理的程度，并假设管理者从工作中得到的效应C0，那么，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所获得的收益为B（e）=π（e，x，g）C，要使该收益最大化，需要满足其一阶条件B（e）=π（e|x，g）C，再由B（e）0与C0，可得π（e|x，g）0。因此，本文进行如下假设： 　　H1：管理者（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