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赔偿案例.docVIP

一、上海静安区大火赔偿调查 /11/0713/14/78RNTUP100011SM9.html 上海11·15大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8亿元，诸多赔偿环节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居民多元化的诉求，都使得这场庞大的善后赔偿成为地方政府前所未遇的巨大考验。 静安建设总公司(下称“静安建总”)被确定为赔偿主体。包括人身赔偿在内的各项赔偿方案，都或多或少引发居民的质疑，其中房屋赔偿争议最大，资产赔偿难度最高。 这场艰难而漫长的谈判中，光区长和居民的直接对话会就召开过20余次，对于这场火灾赔偿而言，背后并不是所谓正邪的较量，而是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各方从理智与法制的角度反复权衡的过程。 信任感缺失下，官民如何沟通 今年3月以来，每周六下午，除静安区分管区长在728号体育馆内接受个别约谈外，领导走访机制也同时启动，这一机制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律师、居民和政府人员看来，造成这种沟通难的原因是，大火在烧毁生命和财产的同时，也灼伤了居民对侵权主体和政府的信任感。 《房屋赔偿方案》中一些略显含糊的措辞，往往因为双方理解上的差异，最终对话很容易陷入尴尬局面。如《方案》规定，房屋权利人希望保留原房屋产权的，可以选择房屋修复赔偿方式。建总方指出，当时出台此方案的原因是，有个别居民出于对老房子的感情，提出了回迁的要求。 然而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大楼被大火烧透并灌水，既是物体上的危楼，也是精神上的危楼，提供这种方案是‘冷血’的。”居民代表在对话会上提出。而个别居民的个性化要求，往往也加大了政府和居民沟通的难度。 一位居民表示，“在赔偿问题上，政府和企业都是初次遇到，确实很难”，但他同时认为，这也需要建总和政府能够换位思考居民所承受的痛苦，而“不能强势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去制定赔偿方案”。 “建总不能以半政府半官方的态度出台类似法律格式的文本，而是应该在侵权者和被侵权者关系的基础上达成相互协商的结果，口吻和姿态都显得重要。”一位教师居民说。 事实上，静安建总和政府纠缠不清的关系也让居民感到不悦。由于政府在整个赔偿过程中介入很深，居民担心监督方和赔偿方实际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无法真正实现监督。 静安区人大代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微博）分析认为：“这其实是各种官民沟通中的一个案例，由于信任感的缺失、缺乏具有权威的中立机构作为沟通桥梁，使得赔偿容易变成一个‘无解的局’。” 等额人身赔偿是与非 “给予生命同等尊重”引发居民争议，难道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和七十多岁的老年人赔偿额相等？ 11·15大火发生后，静安区当日下午成立火灾事故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此后一直通过三层机制运作善后事宜。 最上层是由静安区政府领导组成的善后工作领导小组；中间层是由具体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主要负责防止次生灾害、医疗卫生、督促建总落实赔偿、后勤保障等；下层是直接和165户居民对接的175个工作小组，负责居民善后的安置、赔偿及心理疏导。 参与善后处置的1000多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静安区机关、街道、事业单位和相关企业。 去年12月，静安区建交委下属国企静安建设总公司，被确定为事故责任单位，承担火灾赔偿的各项职能。此时的静安建总由于管理层悉数被刑拘，区政府只得从其他政府部门调任官员，履行建总的赔偿工作。 最早出台的是人身赔偿方案。静安建总在遇难人员损害赔偿中，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三部分，总计65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按照上海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9年为28838元)为标准，以二十年计算，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赔偿，最高赔偿标准为576760元。 除了赔偿之外，相关单位提出救助方案，救助金额为31万元。包括对每位遇难者按照1万元标准发放抚慰金，政府综合帮扶金按10万元标准发放，通过社会捐助方式对每位遇难者按照20万元标准发放。 在火灾发生一周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前静安区区长张仁良宣称，按照同等数额确定每位遇难人员的死亡赔偿金，“非上海市户籍遇难人员和上海市户籍遇难人员按同样标准处理”，公众对于这种“给予生命同等尊重”的好评，在居民中却一度引发部分人员的争议。 有居民认为，“我的孩子才20多岁”，“我的孩子留学归来”，“难道和70多岁的老年人赔偿额度相等吗？”对于居民个体而言，赔偿金额的诉求夹杂了一些情感因素。 由于大部分居民希望房屋赔偿和财产赔偿均谈妥后再统一领取人身赔偿，因此不少居民至今未领取人身赔偿金。 区长和居民对话 这种理性的交流方式，如果在赔偿问题上处理好，将来可作为官民沟通样本。 3月初，静安建总将房屋损失赔偿征求意见稿发给居民。 面对居民各种各样的诉求，矛盾面临不断激化的可能。静安区政府为了推进赔偿方案出台，采取了“区长、居民对话会”形式，由政府领导直接介入听取居民的意见。每周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