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社会转型经济学地研究.docVIP

宋朝的国家模式（上）——宋朝生产方式过渡的两条路（一）国有资本的积累国有资本，是指国家各级政府所拥有、所运用、所控制的资本[24]。资本的积累，首先要有足够的货币。在宋朝的社会中，由于土地的政治和精神上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实际的生产意义，土地自由买卖造成的货币向土地的转化[25]以及财产的析产继承制使得货币财产不能够有效的集中[26]，从而阻碍了资本的形成[27]。而这一点，却由宋朝国家政府代行完成。在过去的研究中，对于宋朝禁榷垄断、高价出售等行为以否定为主，认为这阻碍了民间私人资本的形成。但是，宋朝的独特则在于，它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国家主义”指导下的国家商人，即宋朝的国家政府本身是一个多重身份的大商人。作为商人，货币的积累，必然是通过侵占和欺诈来完成的，从而形成商业资本[28]，它是一种掠夺[29]；宋朝利用国家权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赋税，对国民的掠夺——使这种掠夺进一步加强。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唯一有效的货币财产集中的方式[30]。在这些货币财富中，我们除开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考察具体用于价值增殖的货币，即资本。“封建生产方式沿着两条道路进行过渡。或者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的革命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31]我们下面来分别考察宋朝国家商人主义下的这两种情形。（二）国家包买商形成的趋势“包买商制度使家庭手工业者首先丧失对产品的控制，然后和生产手段相分离，使家庭手工业者从属于包买商。”[32]所以，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是在国家资本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我们以宋朝的榷茶制度为例。宋朝政府在淮南、江南东西、两浙、荆湖南北、福建七路地区实行的榷茶制度有交引法和贴射法两种。宋朝榷茶制度以交引法为主，因此，我们着重考察交引法。所谓“交引法”是指[33]：1． 在淮南的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府设置十三个山场负责茶叶购销，六州产茶之民（园户）每年既要向官府输纳名曰“茶租”的岁课，还要以茶折税，余下的茶叶亦得全部卖给山场，官府给他们的报酬是预支的所谓“本钱”。2． 在淮南之外的其他六路，官府也设置了很多山场，但并不向园户预付“本钱”，而是在园户输租折税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官府再把茶叶分别运送到设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口的六榷货务。3． 商人贩茶，必须先到京师榷货务交纳现钱或金帛实物，换得提货凭证性质的“交引”，再到六榷货务十三山场兑取茶叶，转向各地售卖；也可直接到六务十三场入纳钱帛，“计直予茶如京师”[34]。4．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严酷的律条禁止园户隐匿茶叶及商人私贩，如“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35]。又因福建生产的腊茶质优价高，故“腊茶之禁尤严于他茶，犯者其罚倍”[36]。“资本向生产渗透的第一步是向小生产者预付生产成本，提供货款”[37]，国家通过对园户预支“本钱”，严密控制了茶叶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将各地园户生产的茶叶从分散状态统一收购集中起来，使小生产者与市场分离。之后，由商人通过“交引”承包对茶叶营销的业务。而这一点，也是以往非议最多的。“榷茶制度在茶叶生产和流通之间横插上一道官营的环节，切断园户与商人的有机联系，使得介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茶叶流通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园户→官府→商人→消费者”[38]，从而阻止了商人对生产者的控制，即“封建国家征榷制度越是严密，茶盐等从生产到销售便足能纳诸封建主义轨道，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就越是受到阻碍，不利于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39]但是，我们要看到，宋朝的国家是引入市场规则的大商人，它又是由带有商人身份的官僚组成，因此，它既不同于明清抑商的非商人官僚政府，也不同于汉唐的非市场化禁榷制度。尽管宋朝政府仍然存在“贱买贵卖”的行为并由此赚取商业利润，但其“估价”政策说明这个国家政府正在进入市场，融入市场。这只是一个需要时间发展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一元性国家财政市场”[40]。宋朝国家商人向包买商转化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政府支配生产领域过多以及转移支付行为有关。不过，本质上，还在于包买商制度的缺陷使其具体的利润有限，“由于生产不正规、原料在运送过程中受损失和被盗用，制造缓慢、产品质量不统一、不稳定等等，转包制度和‘外送’制度遇到很大麻烦。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由于不能改变生产过程而受到限制。”[41]（三）国家官营手工业中的生产方式变革这里我们要考察的是宋朝的官营手工业。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民营手工业，很难真正形成大规模生产。对于城市手工业，宋朝有行的组织。但是，“宋代的行，一方面要看到他们同官府的关系，即‘被组织来为官府服务’[42]，同时，‘不是每个行业官府都立了行，立了行的也并不包括所有该行业的铺户。就组织的意义讲，行不是严密的、固定不变的。至于商业独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