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的最优货币政策,MCI及在中国的检验.docVIP

开放经济下的最优货币政策、MCI及在中国的检验 卞志村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210097）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一个前瞻性小国开放经济模型，首先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发现开放经济中的最优政策需要同时考虑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中的结构参数；由模型推导出的修正的MCI与传统MCI有着明显的区别，修正的MCI中实际汇率的权重取决于所有的模型参数及货币当局的偏好。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中国的实际货币状况指数和名义货币状况指数，并分别了实际与产出增长率的关系以及名义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基于传统MCI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可用名义MCI来监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最终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效率。 MCI 名义MCI 通货膨胀率 一、引 言 自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Prescott,1977）将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学领域，有关“规则”对“相机抉择”的争论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McCallum,1999），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Monetary Policy Rule）可以有效改进货币政策的操作绩效。在此之前，人们一般将经济政策划分为所谓的积极（activist）政策和非积极（non-activist）政策两类。典型的非积极政策就是按规则行事；而积极政策往往就是指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即所谓的“逆经济风向而动”。由于按规则行事的预期成本可能会抵消其收益，直到1983年各国中央银行都未青睐于这种非积极的政策。巴罗-戈登（Barro Gordon,1983）的论文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有关规则和相机抉择问题的开创性工作引入了一个令经济政策制定者深信不疑的框架，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可以执行一种货币政策规则，即预先确定根据信息变量的变化而作出的反应，只要规则是可信的、透明的且易于操作，中央银行拥有敏感的声誉，巴罗-戈登通胀偏差（inflation bias）就完全可以避免。 斯文森（Svensson,1999）将货币政策规则划分为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工具规则将货币政策工具表示成先定的（predetermined）或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变量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先验方程（predescribed function）。斯文森将工具仅取决于先定变量的规则定义为显性工具规则（explicit instrument rule），而将工具取决于前瞻性变量的规则定义为隐性工具规则。泰勒于1993年提出的泰勒规则（Taylor’s rule）是影响最大的工具规则（Taylor,1993），他认为中央银行应根据三个变量来调整实际利率：当期的产出缺口、当期通胀与目标水平的偏差和均衡实际利率。自从新西兰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于1990年11月最早提出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始采用这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胀目标看起来比较简单且透明，且如果货币政策当局行动透明并对所做决策进行充分说明，通胀目标制就能与私人部门很好地交流，这也正是这一制度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显然，通胀目标制规则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目标规则。 但是，泰勒规则和通胀目标制规则都是封闭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开放经济中，通胀目标制和泰勒规则往往都是次优的，除非对它们进行一些重要的修正。这是由于货币政策不仅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而且会通过汇率渠道影响经济，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作用也就越大。故在开放经济下，中央银行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那么，在开放经济中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究竟应有什么变化呢？鲍尔（Ball,1999）对如何修正泰勒规则进行了研究，他建议用所谓的货币状况指数（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 MCI）代替利率指标。MCI是利率和汇率的加权和，传统上MCI的权重是由两者对总需求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决定的（Peetes,1999）。卜永祥、周晴（2004）则分别定义了实际MCI指数和名义MCI指数，实际MCI指数就是传统的MCI，它的权重由利率和汇率对总需求（由IS曲线描述）的相对影响决定；而名义MCI指数中利率和汇率的权重则由它们对总供给（由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相对影响决定。开放经济下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所关心的通货膨胀目标，经济的开放性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汇率效应。泰勒（Taylor,2001）对汇率在货币政策规则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鲍尔（1999）认为汇率变化确实会对通货膨胀形成暂时影响，如果试图消除这种影响，就可能导致产出的过度波动，他运用一个简单宏观经济模型，说明了通胀目标制在开放经济中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一规则体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