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docVIP

一、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 　　(一)依赖自然 　　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游牧蒙古人领悟到人与天地万物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宇宙（“遨日其朗”）统一整体中，相互间密不可分；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遂形成了“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把天与地视为万物之源，人类万物有赖于天地而生，是游牧蒙古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古老的认识。这种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导致草原游牧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依赖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观念。尽管其中带有浓郁的宗教情结，但他们用人们最容易理解的方式，生动而准确地道出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 　　“黑车白帐，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经济生产条件下，没有人工种植牧草，完全靠天然水草，天然养畜，自然繁殖。牧场的选择、迁徙的进行、放牧方法的择取、牲畜的管理以至收获的多寡等完全依自然而行。在衣食住行、节日祭祀、游戏歌舞方面，他们以皮毛为衣，以肉酪为食，以毡庐为居，以马驼为载，以敖包为祭，以长调为歌，以盅碗助舞……一切都充满了自然和生态特征，流动的生产方式，简约的生活方式，淳朴的行为方式，一起外化出北方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无限的眷恋和依依不舍的情怀。也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引导下，草原自然环境得以保持其原貌——蓝天碧草清河净土。因而，从这一角度看，草原文化更是一种自然生态文化或“绿色文化”。 　　(二)崇拜自然 　　在游牧蒙古人的心目中，由于大自然的地位至高无上，因而，对自然不仅依赖，更是信仰崇拜，赋予大自然、天与地以神性。这种仰拜的意识和情愫在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们崇拜的对象一般都是灵化了的自然物、自然力及一些自然现象，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树神、动物神、祖先神……认为这些自然物、自然力及一些自然现象皆由神灵主宰，草原的兴旺、五畜的平安都有赖这些神灵的保佑。从“依赖”到“崇拜”，体现了人从大自然恩惠的接受者到自然界的尊崇者的角色转换。 　　(三)挚爱自然 　　在“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意识导向下，游牧人感悟到自己的一切（包括物质财富、精神享受及人本身）都是天父地母赐予的，没有大自然，游牧人一天也不能生存。当他们一旦明确了自己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后，他们不仅要崇拜自然，进而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赖以依存的自然界，爱山、爱水、爱草、爱树、爱原野上自生的牲畜（野生动物），用诚实的心灵和自觉的行动回报大自然的恩泽。成吉思汗曾经嘱咐远征将军速别额台说：“行军途中野兽必多，勿使士兵追逐野兽，不为无节制的围猎，应虑及行程遥远。为补充军粮，只可适度围猎，除适度围猎时外，士兵骑马，要脱去鞍鞦脱去马辔，缓慢进行。执行这样命令，士兵骑马就不会奔驰；立下这样纪律，违令者杖责。”［1］(P.318)在游牧蒙古族统一中国前夕的1251年，蒙哥汗登基之时，就颁诏天下：“不要让各种各样的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对骑用或驮用家畜，不许用骑行、重荷、绊脚绳和打猎使它们疲惫不堪，不要使那些按照公正的法典可以用作食物的（牲畜）流血，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上（生活）的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2］(P.243)在中国王朝史上，帝王登基都有释放囚犯以示仁慈的惯例，但对自然之物的情感关怀却实为罕见。传说一个孩童问母亲，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游牧和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母亲告诉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额吐根（萨满教中的地母神）会疼痛的。只有当蒙古人游牧和迁徙时，就像地母神的血液一样在她身上流淌，才使她感到舒畅。牧人的这种善待生物，善待其他所有和人一样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的自然观，与所有存在为善的情愫，充分表明了草原牧人对大自然的无限关爱，最终是真正更好地善待人类自己。 　　(四)美誉自然 　　游牧人之所以崇拜自然、挚爱自然，是因为他们要依赖自然。对于游牧人来说，是富饶的草原哺育了畜群，是肥壮的畜群养育了他们，他们熟悉并喜爱与自己须臾不分的大自然，进而去用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词语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来赞誉他们最熟悉的大自然。比如他们对阿尔泰山的美誉：“……辽阔无边，坚如磐石/富饶的阿尔泰山啊，永远繁茂/……/辽阔无边，高耸云端/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的摇篮/……/辽阔无边，坚实雄伟/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祖先的天堂/……/辽阔无比，雄伟秀丽/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的骄傲/……辽阔无比，雄伟入云霄/富饶的阿尔泰山啊，我们人生的晨晓/……辽阔无比，矗立在蒙古大地/富饶的阿尔泰山啊，还是那样美好/……。”［3］(PP.11～13)自古以来，对于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蒙古族来说，马是他们生活中最可信赖的伙伴，是他们战场上最忠实的战友，因而，他们在史诗中频频对马加以赞美。如史诗《江格尔》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