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痛楚.docVIP

大学校长的“痛苦”，在于不该管的管得太多( 转载标签： 杂谈 ，大多始于此，就是自己身在其中，利益与自己直接紧密挂钩，于是，考虑的不是怎样办好大学，而是怎样平衡利益。在现代大学制度中，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的关系是，学校行政是执行学校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的机构。在这种关系中，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校长不用去想着怎样指示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干什么，工作职责十分明晰，也就没有大学管理那么复杂的感叹。而事实上，当教育权和学术权从行政的手中转移到教授手中，教育和学术才能按照正常的路径运行，学校的教育秩序和学术秩序才能构建。 拿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所列举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原先平均成绩是70多分，后来变成80多分，现在变成了90多分”来说，顾校长分析这是因为“现在要求大学以学生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于是大学都开始重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甚至把学生对老师的评估作为重点内容。这导致一些教师从对学生严格要求变成放纵。以学生为本难道就是仅仅重视学生评教？这简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实际上，这是由于大学没有教授委员会推行真正意义的同行评价所致，如果评价不是简单地按照行政机构所布置的由学生评老师，而是尊重教师教育自主权以及教师的同行评价，不可能出现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再看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的抱怨——“大学的现状是，行政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分配却不够透明；个别学术‘牛人’垄断学术资源，又使得‘学术自由’演变为个人的‘行为自由’，中国大学目前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约束。”——既然知道分配不透明、“牛人”垄断学术资源，为什么在校内不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做到所有收支全透明？为什么不建立所有教授平等发挥作用的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以此制约学术“牛人”出现？依照国家的规定，高校是应当做到信息公开的，可目前所有中国大学，没有一所做到了信息公开。同样，我国很多大学号称建立了学术委员会，可无一例外的，这些大学的学术委员会，都成为行政的工具与摆设。对于公众十分关注的学术不端事件，不闻不问。 以笔者之见，大学实现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权，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全部交给教授治理，这不但可以理顺校内管理，让复杂的利益关系，变成简单的教育关系与学术关系，还可以给大学校长们与外部打交道的底气——在面对行政的指令与要求时，大学校长完全可以以本校教授委员 “现在的大学校长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大学校长不但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管理”……昨天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在大学校长眼里，校长成了“高风险职业”。（文汇报 10月13日） 大学校长的“苦经”，当然有来自外界的问题，比如，没有办学自主权，要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评估，要按照上级部门的行政指令办事，而这些又受制于当下的校长任命制度——大学校长由上级部门任命、考核、评价，校长们必须对上负责，说得更明白一点，必须对政绩负责。 但是，如果把这些都归为外部问题，显然不符合实情。我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外部的行政干预过多，而另一方面，是校内的行政化风气严重。也许大学校长在当前对上级的任命、考核、任期要求等无能为力，但是，在转变校内行政管理上，却有足够的空间。而遗憾的是，不少大学校长没有利用好这些空间，反过来，通过自己的各种办学行动，加剧大学的行政化。 大学校长抱怨，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校长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那么，请问，校长可不可以只管行政，不管学术？没有任何来自上级的文件，要求一所大学的校长，要掌控学校的学术权。事实上，曾有一些行政部门的官员，“语重心长”地告诉校领导，你们当了学校校长，就要“忘记”自己还是学者，不要再从事什么学术研究，一心搞好管理就可以了。可是，有多少大学的校长，不是依旧在“担任校长之余”，继续带博士、硕士，继续带课题组，继续搞科研。这不但分散了其校长岗位的精力，更重要的是，这违背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校长们可利用手中的行政权，为自己捞取各种学术资源、教育声誉。近年来的院士评审、国家重大课题立项、国家教学名师，不乏校座的身影，这成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的源头。 在诸多发达国家，一名学者，不管你有多大的学术成就，一旦担任大学校长，就得放弃学术事务，专心做管理工作。甚至有些国家，明确制定法律，校长再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是违背规定的。当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也就是说，无法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与教育福利时，就将很大程度使其能更好地行使行政权，而不去涉及教育权和学术权。 我国校长的“困惑”和“痛苦”“现在的大学校长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