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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周作人的“犬儒”境遇（1937—1945—1949—1967） 如果没有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周作人绝对会是另一种形象的周作人。可以说，“中日战争”把“深渊般的周作人”明朗化了——一些隐藏极深的东西暴露了。 对于周作人从1937年以后的生存状态，我用了“犬儒”境遇这样的重词，我的中心意思是1937年之后，作为文化人的周作人，他的文化、他的散文，他的其他文化活动，他的一系列本来属于精神性的活动，不再在根本上为他提供着任何精神上的“栖息地”，而是首先为了他的物质安全、物质利益而存在的。周作人在“犬儒”境遇中的“犬儒”表现甚至不能跟西方原始意义上的“犬儒”相提并论。古希腊的“犬儒”派哲学至少在放弃严正的理想追求时还敢于对于社会世相作愤世嫉俗式的讽刺、批判，而在周作人的“犬儒”境遇中，他很难有这样的作为——他的历史境遇更严酷，他的内在人性也更软弱。 一、周作人对“犬儒”境遇的第一次“踏进”——1937年至1949年的周作人。 周作人对“中日战事”的悲观消极心态 1935年，日本“武士道”的刺刀已经架在了中国人的脖子上，但是，周作人却在他一系列谈论日本文化的文章中大言“同为人类同为东洋人的悲哀”，又大言“武士之情”，要人们看到“在互相残杀的当中还有一点人情的发露”。 又说“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人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在这里，周作人是不是想说，一旦中日战争时期一过去的话（他已经说过“忍过事堪喜”吗？），中国人和日本人讲和（就是向其投降）就是有文化理由的？而且，他不用“侵略”一词来谈论日本军国主义的行为，而用的是“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 可是，1931年，他在北大讲演（《关于征兵》），激昂地说要追究“无抵抗”而“失地”者的责任，1933年，他写信给俞平伯对于国民党将华北拱手相让给日本表示不满，但是，到1934年，他的话开始变了，有一次对郑振铎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 到1935年，他甚至就进而那样说话了——在潜意识中，周作人在干什么？他在为什么事情的发生做“言论”准备？ 1935年3月，他写了《岳飞与秦桧》，之后又写《再谈油炸鬼》和《关于英雄崇拜》。出语极其惊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合则当成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这话语是极高深的。如果说着这种话的周作人在中日战事正式爆发之后跟着北京大学离开北京，在国难中和同行们一起流离南方了，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这样说的最深动力和隐秘私欲了。钱理群说：“作为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周作人的‘主和’论是建筑在‘中国必败论’基础上的，它成为周作人最终与日本人合作的最重要的动力。周作人早在1935年7月6日致梁实秋私人信件中即已明确提出了‘和日和共’的主张，那么，上述‘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云云，既是给自己打气，也是在试探与制造舆论吧？” 周作人的第一次“犬儒”境遇与“犬儒”表现。 应该承认，走向“犬儒”的周作人是有他的难处的——他活得也很不容易。 1937年7曰7日，是20世纪中国人的“国难日”，许多人震惊了，愤怒了，奋起反抗了。但周作人沉默着。 8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教授梁实秋、叶公超等等都难下了，但是难下的队伍里没有周作人。 甚至郭沫若也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希望周作人能够在民族危难之际与自己的民族站在一起，以行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抗议。 但是，周作人仍然没有公开的回答声音。 11月1日，《宇宙风》有《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登了周作人8月、9月给陶亢德的信： 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 有同事将难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仁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周作人希望人们把他当苏武看待，但是，留在北京的他究竟在做什么呢？ 他仍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同时，“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尔。南方无处可去，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30多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不客气地说，周作人这是在当心他留在北京无事可做了——也就是无钱可赚了。他所说的30多名，到1937年11月，其实是只有四名了。北大也承认这四人（其他三人为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为留平教授，每月津贴50元，据说北大校长确有委托他们保管校产。 在战火横飞之中，周作人在读古人的笔记：“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人笔记，这一个月中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结果才检出230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迹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