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_ 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框架.docVIP

新结构经济学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林毅夫 摘要： 金融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为获得持续经济增长而采用的发展战略，其中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引入对结构变迁及其自然结果——产业升级的考虑。以往的经济学文献花了大量精力来分析和讨论技术创新，但对结构变迁这个重要问题却关注甚少。这篇文章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即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和其变迁，的理论框架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首先，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随发展阶段而不断升级，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有着不同的最优产业结构，而每一种最优产业结构都内生的要求一种特定的基础设置（infrastructure）（包括“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基础设置）与之对应，以尽可能节省经济体的运行和交易费用。 其次，经济发展并非如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种二元阶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变化谱。在这条谱中，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改进上，不必然是要照搬比自己所处阶段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最后，在每个发展阶段，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机制；然而，连续的经济发展过程内在的要求每个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置都不断相应升级，这些升级需要企业间的协调，并必然对企业交易费用和投资回报具有大量的外部性，因而在市场机制之外，还内在的要求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和基础设置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1. 引言 2008 年秋季源于美国金融业部门的国际金融危机，无论就其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幸免于难。2009 年，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萎缩，世界GDP 下降了2.2%，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14.4%的惊人速度下降，是80 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World Bank, 2010）。在危机发生前，世行曾估算，2005 年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 美元）的人口为14 亿；据预期，这场危机将使得6400 万人在2010年底前失去了脱贫的机会，他们中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远比危机本身更加持久。 然而几十年后，当经济史学家回首过去百年历史，他们或许会对不同国家之间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之谜更感兴趣，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来说则尤其如此：一方面，他们会为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毛里求斯、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国家在短短一、二代人的时间里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数以亿计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农业人口迅速脱贫，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实现的成果，而感到异常惊讶；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为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扭转命运，占世界总人口中六分之一以上的10 多亿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陷阱（这一部分人口被Collier（2007）称为“最底层的十亿”）而感到揪心和费解；他们还会注意到，即使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种发展机构也施以多方援手，但直到2008-09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踪迹，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因杰出的发展绩效成为例外。 世行从成立起就致力于减贫，它的梦想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一切贫困，而只有长期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才是减贫的根本动力。为此，世行的经济学家们必须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决定因素。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理论进展，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能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它迄今仍显苍白无力。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反思现有理论，开辟新研究领域的绝佳机会，这种努力不仅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应付当前危机的挑战，预防类似危机在将来出现，而且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快速的、可持续的、普惠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致力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回顾了自二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理论和政策思潮的演变历程。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洞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