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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研究 【摘要】本文阐述了公平与效率的含义及公平的辩证关系，重点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指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平与效率应该有所侧重;在现阶段要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与效率并重”：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平效率辩证关系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一、公平与效率论争的由来 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论争，在西方国家主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已看到了由财富分配不均所引起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却往往把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归咎于生产太少，以此来掩盖剥削制度的弊端。但在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有了巨大的增长，收入的不平等问题却反而更为突出了。只是在这时，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才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所触动，从而引发了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论争。 论争最初主要在福利经济学家之间展开。在福利经济学家看来，收入均等意味着“公平”，资源有效配置意味着“效率”，公平和效率这两个政策目标是相互抵触的，二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交替关系。如果要做到公平，那就要牺牲效率；反之，如果要提高效率，那就必然要扩大收入差距，难以实现公平。 在公平与效率的取舍次序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平等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而不能依靠政治组织的措施来实现。因为在人人都有机会得到私有财产的社会中，用政治或法律来限制一些人获得财产或减少一些人的财产的做法，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他们认为，最大的平等是机会平等，应当把经济效率的提高放在首位，而不应当采取人为的收入均等化措施强求平等。 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听任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而不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那么不仅收入不可能公平地分配，甚至资源也不可能有效地配置。他们明确地主张要使平等优先，也就是主张进行国家干预，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 除上述针锋相对的两种不同观点外，还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既不能效率优先，也不能平等优先，而是二者兼顾。他们试图找到一条既维护市场机制，又消除收入差距扩大，设法使公平和效率两者都有增进的途径。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要算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了，他认为，市场竞争机制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加些限制，但不能限制过分；收入均等化措施需要保留一些，但也不能过度。这是因为，为了平等而实行的政府干预将侵犯个人自由，产生官僚主义，因而有必要同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使之限制官僚主义制度的权力，维护个人自由，刺激工作积极性；反之，如果不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膨胀加以适当限制，货币将成为专横跋扈的力量，低收入者将得不到保障。奥肯主张，既不过分强调平等，又不要对市场的作用加以限制。他说：“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将继续寻求在权利领域和金钱领域之间划出界线的更好方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论争，虽然众说纷纭，但他们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是符合资本主义实际的。因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来看，就是分配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基础上，收入分配是不可能实现公平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原则来说，不应当再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在我国改革之前的20多年中，看起来好象也的确是这样。然而事实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按劳分配，而是实行了一种以否定人的天赋、才能方面的差别为前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另一种分配不公。尽管人们对这种不公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义愤和不满，客观规律却早已以经济的低效率无情地报复了我们。 在我国，公平与效率问题之争，起于80年代中期，它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发生的。由于改革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宏观约束失灵，使得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这种差距，较大成份是对过去平均主义分配的矫正，但也同时出现一些因非劳动收入过度膨胀而形成的分配不公问题，从而引发了理论界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论争。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仍然存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怎样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在我国理论界，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得到和谐与统一的。因为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实质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还在于“消灭剥削，共同富裕”——这又是社会公平问题。总之，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但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