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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诸葛亮 一、酷吏和人治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尚，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 我说诸葛亮是人治，不是法治。那么，何谓“人治”？《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称人治。至于“法治”，按照《辞海》是有两种解释的，一是法家的学说，曰“依法治国”，含法术势三方面内容，法方面是要求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诸葛亮治蜀期间，作为法家传人的他应该说其行为还是基本符合法家理论，但从整个官僚体系来说，他并没有要求所有官吏都这样做，只是他自己这样做而已，所谓事必躬亲，就是这样累死的。事实上，按照法家的理论，当政者本身是不应该这样劳累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近代西方康德、施泰因提出的法治主义，但这与诸葛亮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据的西方的契约理论而来的法治主义，其“法”与中国法家的“法”是两回事，两者并不一致。中国古代无西方的法治精神，是无疑的，但是诸葛亮符合法家的法治精神吗？ “物理其本，循名责实”八字是名法家的精义，历史记载，诸葛亮治国并非严格按照法律行事，故“刑虽峻而无怨者”，原因是“其用心平而劝戒明”。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例子。 然而，所谓“刑虽峻而无怨者”，说明民虽无怨，然终掩盖不了严刑峻法的事实，谓之酷吏，并无不可。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轻，亦断不容畸于重。就这一点来说，诸葛亮之治国，就刑罚偏重来说，并非完全符合法家法治的精神。但是，作为法家精神的另一方面，即审时度势来说，在诸葛亮所处环境下，严刑峻法也是时势所需。事实上，“酷吏”一词，其实并非贬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需要酷吏的。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作为诸葛亮严酷治国的例子，《三国志》中裴松之记郭冲谓：“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裴松之分析并无此事，但我认为郭冲不至于无中生有，可能诸葛亮此话未必是与法正对答，有可能是法正问刘备，诸葛亮代答之言，而且该言在理，是当时治理蜀国应该采取的政策。诸葛亮生性刻板，乏于应变，执法过严，应属正常。正因如此，法正亦有效仿诸葛亮之处：“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湌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省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庞统法正传第七》] 在诸葛亮死后，蜀国再无其政，这种特点正好符合“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定义，故说诸葛亮之治为人治，是确定无疑的。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中，不管是儒家的人治，还是法家的法治，实质都是人治，两者是统一的。吕思勉云：“法家之重人治，与其信赏必罚，理实相通，皆出于法自然之说者也”，“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职是故，法家恒主张变法。”法家之法由人定，执法虽无偏差，然实质经常变动，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