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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调整 周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可以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法律上自然首先表现为“物”，尤其是指自然资源;其次，在中国，自然也表现为一种精神，即“道”，所谓“道法自然”，也具有规范人行为的意义。作为“物”可以是具有财产意义的，即人可以设定所有权或准物权的物，例如自然资源;还有一种是人没有办法设定所有权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利益相关的物，例如大气、公海。这两种物，在法律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法律调整的范畴是变化的，例如公用物、先占等均与这类物有关。在西方，作为法律之母的民法，罗马法的“人”、“物”，和我们今天现代法学的“人”、“物”的概念差异是很大的。大家知道，奴隶曾是物，不是人， “物权法”当时直接就叫“物法”，把主体、债等关系，归到“人法”中去，这种意义上的物，是可以设定所有权的、人以外的物质。中国古代作为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基本上无所谓所有权、王室权力再大，也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只管“土”，地上物，野生动物，除非是皇家园林里头的，一般是没有所有权的，“中原逐鹿，人皆可得”谁逮着就是谁的，虽然竞争激烈、利益悠关，但法律并不禁止。在这种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物，即人和自然的关系，法律有时也是要管的，例如，中国古代有规定，春天不准砍柴、捕鱼，以成草木之长等。总的说来，在中国，法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或道德范畴，而中国古代法律从来就是与道德规范相联系的，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首先对物的理解古代中国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法国民法典》之后，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人和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给排除出去了。在自然资源中，只是可以设定所有权的物，法律才管，这部分物，因设定了所有权，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了，鸽子、蜜蜂飞出去了，就是自然的物了，法律就不管了，入了鸽笼、蜂巢了，就是所有权的关系了。《法国民法典》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实际就是为了区分什么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什么是人和人的关系。从此之后，法律更强调集中精力只管人和人的关系。《法国民法典》创立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的法律，基本上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西法东渐以来，这种状况对中国法律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环境保护上我们在近现代社会远不及中国古代社会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时，正在抛弃中国古代法律中合理的道德因素。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应当遵从一定的规则，在法律上这就是所谓的法律应然性，但是，从实然性来看，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洪水泛滥，把老百姓的地淹了、房毁了，因此人们要制订《防洪法》，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即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防止洪水泛滥，例如上游分洪、政府组织人力建设防洪工程，这样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了，就可以成功地防洪，这是说法的实然性。但是洪水泛滥是补充地下水、提供湿地、增加土地肥力最有效的途径，是维持生态平衡的一个环节，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的调整具有应然性，但人在立法时却难以符合这种应然性的要求，大部分人在立法时不会同意允许洪水泛滥，因此，实然性和应然性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是法律难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因之一。 　　那么，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法律上能做到哪一步呢?法律的价值、原则实质上类似中国古代行为规范的“道”，必须要把人和自然的和谐作为一个准则确立到我们的法律中，使我们的法律绿化、即“法自然”。我们现在的法律，确实不是绿色的法律，很多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根本保证不了。所以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法律的绿化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我认为应做广义上的理解，广义上可以作为调整对象，狭义上或纯粹意义上或传统法学上，它不属于调整对象，它仅属于法律的价值、目的、宗旨这个范畴。 　　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金字塔，越是社会底层的人越接近自然、依赖自然。例如，自然灾害发生了，靠天吃饭的农民受害最沉重，而吃商品粮的人受害就不那么直接;城市空气污染了，富人可以开着汽车住到环境优美的郊区别墅，而城市里的平民百姓只有忍受污染。社会的不公正是我们的法律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类近现代的法律，过多的是保护金字塔上层人的利益，即商人的、富人的、权贵们的利益，而这部分人对自然的关心只是如何开发、获利，然后是个人居住环境优美的享受，很难要求他们关心环境与人的生存利益的问题。人和自然关系在法律上地位的提升，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 　　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自然科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有利于提升法律的科学化。传统的法律提倡公平、正义、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