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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 张 柠 行超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近年来一批以边疆文化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探讨当代汉语小说叙事困境中的新的可能性。这些小 说，通过重返小说的古老形式要素，即“故事性”，为文学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它们试图重新唤起那些被现代文明忽略 的“素朴”内容。从叙事的角度看，这些小说共同遵循朝圣、历史、探险三种传统叙事模式，显示出一种“重构神话”的冲 动，为“神话”衰落时代提供想象性的救赎，为当代小说叙事中的精神贫血困局提供了更多的文化参照。 一、当代文学或小说的问题 当代文学正面临着其命运中的生死之劫。批评家们说“文学死了”，出版商们却庆幸文学 在市场上的惊人活力。美国文论家J. 希利斯·米勒一方面宣称“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新媒 体的迅速崛起，使依赖于传统印刷书籍的文学面临灭顶之灾”，一方面又说，“文学虽然末日将 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的变革和技术的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 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断为前 ① 提”。米勒之所以对文学信心尚存，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语言文字的奇特作用，他认为，“用作 ② ‘能指’而没有所指的词语，能轻易创造出有内心世界的人、事物、地点、行动”。文学的神奇性 在于能创造虚拟的现实和另一个世界。 与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与转机相类似，叙事作品中“人”的形象，也面临着由生存到死亡，由 死亡到永生的轮回与转换。在18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近代小说中，自诩为“宇宙之精华，万物 之灵长”的人的形象被无限放大，成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神话在叙事上的例证。19世纪末，尼 ③ 采借助疯子的口高喊“上帝死了”，而“人”就是杀死上帝的元凶 。“上帝之死”也意味着“人之 死”，仿佛只有“超人”能够拯救我们。20世纪60年代罗兰·巴特又发现“作者死了”，“读者的诞 5 文艺研究2011 年第2 期 ④ 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上帝之死”无疑是“父亲”或“历史”之死的隐喻，“人之 死”暗含着“现实”之死，“作者之死”则告知了“梦想”之死。一切明晰和确定的东西都死了，剩 下的只有混乱、碎片、不确定性？我们将如何说话、将如何叙述？“人”这个似乎是自明的概念从 而变成了一个疑问，作为小说内核的个人经验的表达也开始犹豫不决。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 文学作品中，人的形象也从奋斗、崇高、伟大的至高点，跌落到渺小而又可疑的深渊。伍尔芙 说，现代小说为了表达复杂的生存真相，“必须把小说家通常遵守的老规矩大半都抛弃也在所 ⑤ 不惜”。本雅明关于“讲故事艺术衰落”的预言，便彻底变成了现实。于是，我们看到了支离破 碎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叙事，彻底背离了以故事情节 完整架构为核心的传统叙事逻辑，个人经验的写作替代了宏大的集体叙事，以零散破碎的记 忆和个人感受为叙事线索的现代意识流小说迅速崛起。 作为“后发达国家”，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西方一直保持着一个时间差。笛福和菲尔丁 等人在大量创作现代小说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在大兴文字狱；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兴起的 时候，咸丰皇帝正在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诺贝尔文学奖开始设立的时候，梁启超正在为不 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拉票；鲁迅开始学写现代小说的时候，西方文学开始受到电影艺术的挑 战，爱迪生的电影托拉斯已经成立。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和 思想内容，形成了以西方18、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为基础的现代小说叙事传统，并与古老的 “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并肩而行：或启蒙救亡，或宣传鼓动，或拨乱反正，或思想解放，或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