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信仰调查.docVIP

信仰问题的探讨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罗伯特·基欧汉在论及全球治理时说：“我们必须更为关注对他人行为方式的预期，并进而关注这种行为背后的价值和信仰。”它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也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方式和对外交往行为，它们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影响。　　本次调查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对西部成都、重庆和东部福建晋江市这三地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文化信仰进行考察。其中，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巴哈伊教和其他宗教或思想；政治信仰指共产主义信仰，文化信仰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考察，具体指儒家学说。　　成都调查的主城区（包括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是成都的核心圈层，重庆调查在主城五大区（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江北区），两市抽样方法都采用PPS入户调查。成都调查时间是2008年3月22—24日，发放问卷1310份，获得有效样本1286人份。重庆调查发放问卷450份，获得有效样本370人份。福建省晋江调查抽样方法是按照PPS法依次抽取街道/镇—居委会/村委会—家庭，然后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街道/镇层面抽出了青阳、陈埭、罗山、安海四个街道/镇。发放问卷520份，有效问卷478人份。　　首先，我国软实力的信仰文化建设还存在较大空白空间。从调查来看我国城市多数居民没有信仰，这种信仰缺失可以直接折射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内在抵御力维度上存在很大的空白空间。西部成都、重庆两大城市均有六成比例的人没有任何信仰，东部晋江这样传统风俗较强的县级城市也有四成比例的人没有任何信仰。具体信仰情况如下图所示： 　　这种信仰缺失不利于我们社会的转型发展——大多数人没有信仰意味着社会发展非常依赖的道德制约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没有信仰而容易导致的价值观念迷失和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淡薄。同时，没有信仰支撑的民众对于各种庸俗化、不道德观念和行为可能会缺少一定的判断力，甚至助长这些观念与行为的传播，最后腐蚀到我们社会的正常肌体。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城市已经进入一种多元信仰文化并存的状态。从三地信仰分布来看，虽然佛教和共产主义理想依然是我国城市居民最大比例的两种信仰，但我国城市居民信仰行为的多样化特点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从信仰共产主义、佛教、道教、儒家学说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信仰人群。在西部的成都，列前三位的共产主义、佛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比例依次是17.75%、14.14%、2.52%，儒家思想、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其他宗教或思想的信仰比例依次是：1.98%、1.35%、1.35%、0.09%、0.72%。在东部的晋江，信仰佛教的比例高达37.44%，其次是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有12.56％，基督教的信仰人数居第三位（5.13%），天主教、道教、儒家学说各占1.03%。按照上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基数来看，各种信仰的人口数量都是非常大的。　　第三，我国城市居民的信仰人群呈现出结构性差异。如在所调查城市基督教信仰群体的一个重要特点都是偏女性、在年轻人中比例特别高。在成都还可以发现信仰共产主义的群体中40岁以上的比例远远高过调查总体22个百分点，信仰佛教的群体中女性比例高出调查总体10个百分点。（性别差异参见下表，其他表略）  　　第四，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对各种信仰文化的了解呈现多样性，即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各种信仰文化处于大交汇状态，而不是在一个单纯和封闭的空间里。从三地居民对各种信仰的了解程度来看，居民并不只是单纯地了解某一两种信仰，而是东西方的各种信仰都有比例不等的了解。共产主义信仰、儒家思想、佛教和基督教是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最了解的前四位信仰文化。同时，地处西部内地的成都，居民对于巴哈伊教这样的新宗教也有两成多的人有所了解。 　　第五，当前进行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所需要考虑的一个前提是：我国信仰文化的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状态，也就是说单一的渠道管理不可能控制住信仰知识的传播。调查发现，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电视、报纸、书籍是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了解信仰知识的三大传播渠道。同时，具有零散性、高信任度、数量众多的人际传播是信仰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渠道。在成都，分别通过家中父母长辈、通过同学朋友同事等熟人、通过参加一些活动了解信仰的比例是19.47%、17.21%、11.33%。在重庆，这三条途径的比例分别是15.0%、11.6%、11.5%。在晋江，这三条渠道更是分别达到33.5%、21.1%、17.5%。 　　第六，信仰知识的传播存在渠道差异、地域差异。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各条渠道都在发生作用，但不同的渠道对不同信仰的传播效果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在成都同样是人际传播，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