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智”和“仁义”的优势——我党历史上情报工作览胜.docVIP

“圣智”和“仁义”的优势——我党历史上情报工作览胜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阐述的战争基本准则。其对间谍使用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 　　共产党情侦部门初建时期力量十分弱小，但不采用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烂”的恐怖暗杀手段，从而防止了杀戮倾向 　　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刺客陈顺交代，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开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因为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决心，致使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之前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为交换条件，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他们继续叛变的线索。 　　随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外，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烂”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中央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既把国民党特务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出“龙潭三杰”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 　　1928-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定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出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