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探讨.pdfVIP

  范的约束，有关部门开展的针对性工作、价格杠杆等手段，实现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二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 、 （一）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指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 少。公共产品最显著的特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此导致人们可以用低成本获得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从而把其少量提供那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全体成员承当，最终将导致公共资源的无序过度使用，损害全体 社会成员的利益，产生“搭便车”问题。如何才能解决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科斯提出了产权明晰手段。 科斯认为是双方产权界定不明确，从而出现“一人投资，集体收益”的非排他性现象。因此，只有确定公 共产品的产权才能保证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森林生态效益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其价值是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主要表现 为森林经营者虽然为第三方带来生态利益，却没得到经济回报，从而严重打击了森林经营者提供森林生态 产品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忽略森林的生态效益，降低森林的覆盖率，威胁生态环境。根据“谁受益，谁补 偿”的原则，受益方必须给予森林经营者必要的补偿，因而国家和地方应通过经济补偿、财政转移和征收 生态补偿税等方式给予森林经营者补偿，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出现。  （二）资源环境外部性理论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 需补偿的收益的情行。[6]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对另一个经济主体影响，而 这种影响又难以通过市场价格买卖来衡量和交换，致使施加这种影响的人没有得到好处或付出代价。按照 外部性影响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森林生态效益就是典型的正外部性。在完全竞争市场 条件下，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成本相等，社会边际效益和私人边际效益相等，及帕累托最优，能实现资源 的有效配置，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存在，经常会是私人边际成本收 益与社会边际成本收益不相等，即出现市场失灵。这就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解决，政府能够通过补贴和 税收等经济干预手段使得边际补贴等于边际外部收益。政府一方面要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限制 其生产；另一方面政府要给正外部性的生产者以补贴，鼓励其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又叫永续发展，是指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看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国与国间的 和谐、公平、稳定发展，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必须保证生态产品的合理利用和经营。合理的生态补偿 制度能够有效维护同代人之间的发展公平和代际公平，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的公平、和谐、可 持续发展。  三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 我国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90年代后我国林业进行了分类经营 改革，国家把建设发达的林业生产体系和生态林业，促进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基本目标。[7]科学 发展观的提出更是加深了政府、企业及个人对森林生态功能的理解，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在森林生态补 偿机制中取得了不小成就。但由于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仍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补偿制度的各项具体内容和 运行环节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概念模糊不清 虽然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且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理论 论证也十分充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善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 对森林生态补偿这一概念的涵义没有达成清晰、统一和完整的认识。森林生态补偿的概念是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制度的基础，对于制度能否贯彻落实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对于森林生态补偿的概念认识不清晰、统一， 必然导致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性质、原则、补偿范围界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将严重影响着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实施效率与效果。  （二）补偿资金严重不足且来源渠道单一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来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补偿基金严重受制于财政收入状况，而且是 按公益林的面积发放。按照《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补偿标准为75元／hm2，这种低水平又是静态的补 偿资金远远不如木材的经济利用价值，根本无法调动营林者的积极性。若仅根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