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性地位问题.docVIP

汉代女性地位问题 ,因此, 针对这一特殊现象探讨的文章也是相当多的。刘筱红《后妃与政治》[1]一文认为后妃自身兼有矛盾性, 既是封建社会中惟一有可能参与政治的女性群体, 又是最直接受政治愚弄的女性; 既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 又没有摆脱被统治的命运。因此, 一方面, 她们被期待为循规蹈矩的政治表率, 另一方面, 她们又往往成为最高统治集团践踏礼制的工具。张垦久的《母权与帝制中国后妃政治》[2]则是从制度及意识形态层面上来考察后妃干政问题。他在文中谈到后妃干政的合法资源来自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孝道层面, 虽然在制度上排斥否定女权, 但又因“孝道” 观念、君主制度的基本缺陷等因素, 存在着肯定母权依赖母权的一面, 因此形成一方面谴责后妃干政, 一方面后妃干政又层出不穷。同时，研究汉代后妃干政的还有：曹金华的《东汉乳母干政的历史考察》[3],蔡一平的《汉宋女主比较》[4],文愚的《西汉后妃干政问题浅析》[5]等。 二，妇女在婚姻生活中有较高的地位。 两汉时代, 由于对妇女的婚姻生活有比较客观的标准, 所以社会对妇女婚姻生活也不像后世那样大加干预。封建婚姻, 是一种不以男女双方感情为基础的包办买卖婚姻, 这是封建婚姻的一般状况。但由于汉代社会自身的一些特征, 从而使其婚姻生 活也打上了独特的印记。汉代女性改变了自己在婚姻中被动、屈从的处境,不再任人摆布,而是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们有选择夫婿,离婚、改嫁和再嫁的权利和自由,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和对自我行为的决策权。 （一）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自由。 彭卫《汉代婚姻关系的妇女地位考察》[6]一文对汉代家庭中妇女的地位进行了纵横比较, 认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要低于丈夫, 而和唐宋以后时期的妇女地位相比则要高得多, 并指出了其中的阶级性和等级性, 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审视妇女和婚姻史的新视角。王扬《试论汉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中自主地位》[7]一文认为汉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中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是和时代因素及她们自身参与社会生产分不开的。崔瑞在《浅论中国汉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地位》[8]中也有类似的见解。贾丽英《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9]一文指出汉代妇女在家庭居一席之地, 她们不仅具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 还有对家庭成员及家庭重要事务的相当决策权。这些研究也就使汉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了。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李辉的《从汉代婚姻关系看当时的妇女地位》[10]、管红的《秦汉女性家庭地位管窥》[11]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汉代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和自由。 (二)再婚再嫁的自由。 李琼英的《从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看女性地位的变迁》[12]提到，古代的离婚往往是丈夫或家族有“出妻“之权，而女子却不能自绝于丈夫，女子在离婚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且离异后，男子可以再娶，而女仔往往只能归家守节，无法再嫁。这种丈夫的特权和妻子的无权是受到封建法律的保护和认定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在汉代的普遍现象却不适用于汉代。 金璐璐的《从婚姻关系看汉代女性的精神风貌》[13]一文中说到汉代女性在婚姻中不再坚持“从一而终“,当婚姻不幸福时,她们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可以选择结束婚姻。在汉代,妇女的贞节观念比较淡薄,妇女在婚姻上有改嫁、再嫁的自主权,而且这种现象在汉代各个阶层都非常普遍。同时该作者还把汉代上层社会的改嫁女性列了一个表格,进行统计,甚是直观,现引用如下,以使笔者论证更为有力。 再嫁者 出嫁的夫 再嫁的夫 根据书籍 平阳公主 曹寿 卫青 《史记·卫皇后传》《曹参世家》 武敬公主 张临 薛宣 《汉书·张汤传》及《薛宣传》 薄姬 魏豹 高祖 《汉书·外戚传》 王媪 王更得 王迪始 《汉书·外戚传》 许嬷 龙颌思侯 淳于长 《汉书·淳于长传》 孝元傅昭仪母 孝元傅昭仪父 郑翁 《汉书·外戚传》 臧儿 王仲长 陵田氏 《汉书·外戚传》 桓帝邓后母 邓香 梁纪 《后汉书·桓帝邓后传》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董家遵先生在《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中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肖振宇《秦及汉初妇女再婚浅说》[18], 贾丽英《浅析汉代妇女的婚恋自由》[19], 高臻、韩树峰《汉晋时期妇女的守节和再嫁》[20], 黄仕忠《汉魏女性的爱情婚姻理想》[21],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