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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分析（上） 姚建平 2013-2-6 15:02:23　　来源：《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11期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让低保对象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问题与提高低保标准水平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发现，中国低保标准水平仍然偏低。这表明，城市低保标准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低保标准水平提高后导致的担心之一是福利依赖。对低保标准的最低工资替代率和各地福利依赖情况进行分析表明，低保制度的福利依赖问题并非低保标准水平过高，而是附加在低保制度上的种种其他福利。低保标准提高后另一个担心是财政支出增加。在消费支出替代率提高后分别假定低保人数不变和增加的情况下，对低保财政支出增加情况进行测算发现：财政支出增加较大的主要是人口众多且经济欠发达的省市，而支出增加较少的主要是经济最不发达和最发达且消费支出替代率较高的省市。　　关键词：低保标准，财政支出，替代率，福利依赖　　一、导论　　针对目前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简称“低保标准”）水平如何有大量的研究。例如，唐钧采用“恩格尔系数法”、“收入比例法”对2010年的我国城市低保标准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城市低保标准明显偏低。有学者根据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测定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理论标准，并将其与近几年的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发现，实际给付水平明显偏低。现行低保线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无法满足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彭翔和徐爱军同样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测算江苏省城乡居民的基本消费支出，并以此评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合理性。结果表明，江苏省的最次生活保障标准未能满足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大都证明了我国低保标准偏低。例如有学者采用收入分布函数法对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北京市的低保标准存在明显偏低现象。高清辉将当地上一年度年平均工资作为参照基础设定救助力度系数，来衡量该地区低保标准水平的高低。结果发现，名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较高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等，其实质救助水平并不高。吴碧英根据36个中心城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各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偏低，有的城市可能过低。　　从计算方法本身也能大体判断该方法计算出来的贫困线是偏高还是偏低。贫困线计算方法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贫困定位，另一类是绝对贫困定位。一般来说，采用相对贫困定位的计算方法所计算出来的贫困线会偏高，而采用绝对贫困定位的计算方法所计算出来的贫困线会偏低。例如，国际贫困标准方法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50%～6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种方法就属于相对贫困定位，计算的贫困线通常比较高，因此主要被发达国家采用，发展中国家较少采用此法直接实施社会救助项目。以消费挂钩来计算贫困线的方法非常多、但是绝大多数都属于绝对贫困定位。例如，1990年，世界银行按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出每年370美元为贫困线，后被简化成“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2008年，世界银行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进行测算，将国际贫困标准提高到“1天1.25美元”。毫无疑问，“1天1美元”法是国际通行的绝对贫困衡量标准。市场菜篮法最早由英国人朗特里在1601年提出。他当时按照营养学家给出的一个人每天应该需要的各种营养要素，将他们折合成相应的食品。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上的最经济的价格将这些基本的消费品折算成货币单位，以此作为划分贫困线的标准。市场菜篮法的根本理念是维持生存，因此该法计算的贫困线也会偏低。再如，恩格尔系数法是建立在恩格尔定律基础上，贫困线的确定是以食品消费支出除以已知的恩格尔系数求出所需的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法以食品支出为基础，也是明显的绝对贫困定位。世界银行贫困问题专家马丁·瑞沃林认为贫困线=食品支出+基本非食品支出（简称“马丁法”）。食品支出即达到一定的营养需要所必需的营养支出；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模型方法，找出这样一些贫困家庭——其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刚好等于食品贫困线，计算他们的非食品支出，就是非食品贫困线。马丁法从本质上是基于食品支出和贫困人口的非食品支出，因此采用该法计算的贫困线也会偏低。　　消费支出比例法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定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定位，是两者的折中。这是因为消费支出比例法所确定的贫困线是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它既不像收入比例法（例如国际贫困线法）那样所确定标准往往过高，也不像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等法所确定的标准往往过低。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考虑到要让贫困群体一定程度上分享